我埋葬了卓宁，不止一次，而是将他反复深埋在层层遗忘之下。
卓宁是祖母给我起的名字，它来自中国奥运冠军，“体操王子”李宁。上网搜索这位民族英雄，能看到他在1984年奥运会吊环赛场上轮廓分明、超脱地心引力的身姿，还有一身漂亮的肌肉。虽然李宁的身高只有1米64，但他看起来就像是来自遥远国度的巨人歌利亚。这位神祇的名字就这样被涂刷在我的背上，将我标记为他的所属。李宁代表了一个国家，他的身体是政治性的，用战利品装饰的、动态的肉体。他在奥运赛场上锐不可当的身影，透过颗粒粗糙的屏幕镌刻在电视机前的国际华人脑海里，在他们心中燃起了希望：也许中国仍然强大……
作为一位魁梧的运动员的名字，“宁”的意涵为我的中文名加以冠冕，但它所标榜的高大的男子气概反而将我挡在门外。小时候的我是个柔弱的华裔同志，喜欢穿迪士尼公主裙。我后来也没有发育成大块头的模样，只有一颗头挂在被英文名字挖空的身体上，就这样漂在空中。体育运动天生不是我的强项，但我却被强迫参加足球、篮球、棒球，完全不适合我。父母会要我多看看地方报纸上的体育新闻，这样我才能和别人有得聊。但我始终是那个在左外野捡苜蓿草的孩子，只要我站到击球区，队友一定会嘘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定会被三振出局。他们坐在那里窃笑，敲着保护裆部的塑料护具，每一击都传出荷尔蒙蔑视你的声音。我也软弱无能，只有无奈与背叛自我的身体相伴。
“宁”所作出的健美承诺成为了一道界墙，它是那个我无法言说的语言里的一个永远不属于我的名字。所以我慢慢地把它埋葬在层层沉积物下，等它变成化石，再被发现、发掘，然后重新命名、重新存在。我的英文名成了我的幽灵，没有实体地漂浮在活人之地。我记得以前有个女孩以为我叫 Daniel——我认识的唯一一位Daniel是碧眼红发的邻居男孩。当她大声叫我 Daniel 时，像变魔术一样，我被她画上了蓝色的眼睛和肉桂色的头发。也许“Daniel”可以解救我，给我一个新的容器，承载我的重量，将我塑造成这个典型白人男孩的名字所代表的形体。
然而所有的名字，连同那些被埋葬的名字，都是最好的旅行者。它们在空气、血液和土壤中穿行。当我试图向一座台湾寺庙的道士证明我的广东血统时，“宁”从墓穴中返回，从我的喉咙中升起。而那个道士只是摇摇头：“这肯定不是个广东名字。”我短暂地把宁掘出，但他却是个死胎。
一个名字要如何复活和再现呢？我知道中国人一生可以有很多个名字，我的祖父就有不止一个：“黄凌霜”和“黄文山”。也许我也可以在不同的名字之间穿梭，像进入一条隧道，然后在出口变成一头完全不同的野兽。宁是英雄的名字，栖居于他的形体就像是进入一个未完成的承诺，一个不可能的想象，一个假说，一片虚无。如果我有他的形体，人们会觉得我其实是中国人——不再是冒充者，只不过是个用幻肢操纵从墓里掘出的躯体的傀儡师罢了。
或者他可以栖居在我身上，就像附身的恶魔一样。我一直想知道被附身是什么感觉，就像那些被圣灵降身的人一样，身体在极乐中旋转。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要说恶魔的名字，不然会招来不好的东西。我想召唤宁，让他像戴手套一样进入我，让他的手滑入我的皮肤，填充我无法存在的空间。我会像穿上第二层皮肤一样披上他的名字，它是一件羽衣，是让我飞翔的神奇盔甲，就像那个在1984年的奥运直播里闪转腾挪的健壮身体一样。
“宁”字本身意味着“宁静”。也许宁背后那充满男子气概的歌利亚可以被推翻，也许这个名字可以意味着平静、无重量、漂浮，在云端御风而行——就像道士一样。也许这是埋葬一个名字的后果，它会在地下长出潮湿且颤抖的翅膀，等待重获自由的一刻。宁，我埋葬了他，而我终将使死者复活，跪在他的墓前，开始挖掘。
原文为英文，由卢禹凡中译。
黄卓宁（Andrew Thomas Huang）是作家，导演。他的作品常精妙地展现幻想世界和神话幻景的交融。他曾获格莱美音乐短片提名，合作者包括比约克、FKA Twigs和汤姆·约克。他的作品曾在MoMA、悉尼歌剧院、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等机构展出。以他的华裔背景和亚洲神话及民俗故事的酷儿因素为灵感，他在Film Independent和圣丹斯学院的支持下完成了第一部长篇电影Tiger Girl。黄卓宁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纯艺术和动画专业。
卢禹凡，影像与文字工作者。
平行奥运 Olympic Reveries
在东京奥运期间，《黑齿》杂志平行举办一场由艺术家方案构成的运动会。“黑齿平行奥运”强调运动游戏所创造的文化空间，以及赛事直播带来的时空整合的错觉。我们邀请艺术家各自以运动、国家文化的观点为出发，延伸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从各个角度发展出无论是否真实存在的运动项目，建构一场与主流体育竞赛价值观迥异的思辨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