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一个世界：地球工程、冲突性的未来主义和不可之想象

译：宋小璇
译文编辑：翁笑雨、顾虔凡

编者按：

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生物学家尤金·斯托尔默（Eugene Stoermer）在2000年时首次提出用“人类世”（Anthropocene）来定义一个崭新的地质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活动成为气候及环境的主导性影响。自此以来，我们目睹了全球气候工程理论及相关实践的发展壮大：它们（毫不意外地！）以普世主义为主张，要拯救地球和人类免于灭绝。然而，在艺术史及文化批评家T.J.德莫斯（T. J. Demos）看来，这种全球化、可持续、环境性的管理热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信仰的推动和利用，并且以牺牲对种族正义及社会平等之促进为代价。为了提出与之不同的环境正义的愿景，德莫斯的思考围绕着他称之为“生态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展开，这些批判穿插结合他对电影人、艺术家亚瑟·贾法（Arthur Jafa）创作于2016年的作品《爱是讯息，讯息是死亡》的深入阐释。通过“将这些政治-生态支线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分析”，德莫斯邀请我们共同想象另一种未来：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以社会正义为基础，并且站在白人至上及殖民剥削主义的对立面，而《爱是讯息，讯息是死亡》正为这样的未来提供了一个窥探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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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人类世（Anthropocene）是一个世界战争的时代，或者说，是处于战争状态的一众世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长期蔓延着的本体-认识论与政治-军事之冲突当中，这些冲突发生在（持续展开的）殖民的、全球化的暴力和掠夺的进程中。如果灾难就在我们面前，那么它源于之前发生的事。如果我们考虑两种意识形态，便可以说明目前的状况。首先，地球工程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其前提是解决气候变化，以修复化石资本对环境长达几世纪的影响。支持者认为，太阳辐射管理和碳捕获可以稳定气温，从而避免灾难性的环境转变。比如，“突破研究所”（The Breakthrough Institute）就提供了一个“美好人类世”的未来主义愿景，将其描述为一个未来世界，“人类利用他们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力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稳定气候、保护自然”。1约翰·阿萨福·阿贾耶等著，《生态现代主义宣言》，2015年，链接，第6页。​ 我们应该考虑的第二种形式，曾出现在亚瑟·贾法（Arthur Jafa）2016年震撼人心的影像作品《爱是讯息，讯息是死亡》（Love is The Message，The Message is Death）中，是悲剧性、救赎性的非洲未来主义。作为众多原住民和反殖民未来主义的一个典范，它嵌入到了致力于“正义即将到来”的社会运动中，将充满令人心碎之暴力的当下，作为任何其他选择——共存、平等、爱与和平——可以被想象的根本基础。​

2016年的“黑人生命运动平台”（Movement for Black Lives Platform）是建立在非裔美国人长期以来所持的环境正义的做法之上的。顺着它背后的推动因素，至关重要的是将这些政治-生态支线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分析。2参见链接。​ 上述两种未来模型提供了一种权宜的比较，即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科学合理性和围绕种族资本主义展开的社会非/正义问题之间的比较。它引发了一场亟需的、关于未来的讨论，而这种讨论很可能会陷入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停滞不前，尤其是考虑到技术官僚的气候科学倾向于忽视（或者充其量只是口头上说说）环境转变对持续地遭受着种族和经济歧视、被剥夺权利的社群所带来的不平等影响；此外还要考虑到社会正义的行动主义则倾向于将长线的生态问题放置一旁，因为这种行动主义总是太过直接地与警察执法暴力向对峙。​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贾法用艺术语言重新阐释了一系列公民记者、行车记录仪录像和媒体视频的档案。在这些影像中，黑人的身体遭受了警察的暴行和其他形式的暴力。这段影像以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壮阔的福音说唱歌曲《超轻光束》（Ultralight Beam）为背景乐，快速循环近期和历史性的视频片段，并与好莱坞电影中可怕的、摧毁文明的外星人片段混剪在一起。贾法似乎提出了一个关于世界毁灭的寓言，而这个世界，正是地球工程在其平行宇宙中所希望修复的。我在2017年出版的《反对人类世》一书中同样批判了人类世的理论，认为它是一种退步的、自恋的新人文主义，回避气候崩溃的不同原因和结果，否认石油资本主义的罪责，而且它崇拜富裕的生态学。3参见T·J·德莫斯，《反对人类世：今日视觉文化与环境》（Against the Anthropocene: Visua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oday），Sternberg Press出版社，2017年。​ 人类世的分析延展到遥感数据的各种视觉文化表达，这些表达提供了“全球”（whole earth）的星球视角，认为地球上不仅没有社会冲突，而且是在一种精通新兴科学技术的保护伞中。这样的观察仍然祸害着当今的人类世理论，以及对它的认知——尽管同时，人们试图批判性地组织它，与其概念更进步性地共事，并提出其他的术语来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情况，比如“触生世”（Chthulucene）和“资本世”（Capitalocene）。4唐娜·哈拉韦，《与困扰同在：在克苏鲁世营造亲殊》（Staying with the Trouble：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杜克大学出版社，2016年；青安娜（Anna Tsing）等人合著，《在受损星球上生活的艺术》（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明尼苏达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著，《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2000年；杰森·摩尔（Jason Moore）著，《生命网络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Verso出版社, 2015年。​ 虽然贾法的作品对这种问题进行了有力地阐释，即戏剧化地强调地球工程中未解决的社会不对称的极端代价，但在过去几年间，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类世的新自由主义化正在崛起。气候工程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及其用来保护其地位的技术补救措施，都在威胁着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未来。

地球工程直接从人类世的论题展开。2000年，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生物学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首次提议指定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在这个时代，地球系统越来越多地由“人类活动”所定性。正如他们解释的那样，“一项激动人心、但又困难重重的任务摆在全球研究和工程界面前，即引导人类走向全球性的、可持续性的环境管理。”5保罗·克鲁岑和尤金·斯托尔默合著，《人类世》，刊载于Global Change Newsletter 41，2000年，第17-18页。​ 克鲁岑很快又提出了更明确的建议，即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包括他自己的平流层注硫项目，很可能是“优化”气候所必需的。6保罗·J·克鲁岑著，《人类的地质学》，刊载于Nature，415(23)，2002年1月3日；以及保罗·克鲁岑，《平流层硫注入增强反照率：有助于解决政策困境？一篇编辑社论》，刊载于Climate Change，77，2006年，第211-219页。对克鲁岑来说，冷战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首先把将大气视为由假设的“核冬天”转变的大规模军事干预剧场，正是这种经历让他在1990年代考虑将科技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亦见他与人合著的《核战争后的气氛：正午的黄昏》，1982年。​ 关于这个“后-全新世纪元”的断代仍有很多争议：比如它到底是始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还是1940年代的核科学，亦或更早的1610年的“世界指标”（Orbis Spike，编者注：orbis為拉丁文，意為世界）。后者与美洲殖民和大屠杀所造成的地质影响相吻合：由于在曾经耕种的原住民土地上大规模植树造林，这一行为也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大气中的碳含量。7希瑟·戴维斯（Heather Davis）、佐伊·托德（Zoe Todd）合著，《关于日期、或非殖民化人类世的重要性》，刊载于AC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16 (4), 2017年，第761-80页。​ 人类世与地球工程的因果关系表明，人类世不仅在历史评断上远非“无辜”（在我们为它断代时，地质和政治的因素都很重要），并且先发制人地用技术-科学对未来下达了指令。本质上，通过解读过去，我们决定未来。

对克鲁岑来说，工程可能是防止灾难性崩溃的最后手段，因为科学证明温室气体减排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对其他人来说，工程代表着推进生态现代化、将气候解决方案与经济机会相结合的诱人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在“突破研究所”臭名昭著的美好人类世提案中变得非常明确，该提议很可疑，因为它是建立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之间的“脱钩”上的。8阿萨福·阿贾耶等人合著，《生态现代主义宣言》，第6页。​ “突破研究所”这个“领先的大资金、反绿色、支持核能”、即完全支持地质工程的 "美国智库"，于2003年由迈克尔·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和泰德·诺德豪斯（Ted Nordhaus）共同创立。在他们2004年的文章《环境主义之死：后环境世界的全球变暖政治》中，谢伦伯格和诺德豪斯试图宣扬他们的论调，即终结所谓的“极限政治”，一种基于1970年代强调地球有限承载能力的管制环境主义，并提倡以“可能性政治”取而代之，即致力于技术驱动的经济增长。9迈克尔·谢伦伯格和泰德·诺德豪斯合著，《环保主义之死：后环境世界中的全球变暖政治》，2010年6月16日，链接。该研究所的哲学推进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正如理查德·约克（Richard York）和尤金·罗莎（Eugene Rosa）解释的那样，该理论认为“工业化、技术发展、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不仅可能与生态可持续性兼容，而且可能是环境改革的关键驱动力。”参见理查德·约克和尤金·A·罗莎合著，《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挑战》，刊载于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16(3)，2003年9月。​ 他们将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兄弟卡尔•佩奇（Carl Page）列为其资助人，以此来表明大型科技公司与绿色经济的日益融合。批评人士认为，该研究所仍然单一地“致力于宣传将资本主义技术投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10参见《编辑寄语》，发表于Monthly Review，66 (2)，2014年6月1日，链接。亦可参考：科林·麦金尼斯（Colin McInnes）的《是时候该拥抱地球工程了：超越行星的边界》，刊载于The Breakthrough，2013年6月27日，链接。​

研究所立场最清晰的表述体现在“生态现代主义宣言”中，由包括谢伦伯格和诺德豪斯在内的18位作者撰写。它推进了这一基于技术解决方案的目标：“生产力更高的经济体就是更富裕的经济体，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同时将更多的经济盈余投入到无经济回报的便利设施中，包括更好的人类健康、更宏大的人类自由以及机会、艺术、文化和自然保护。”11参见阿萨福·阿贾耶等合著，“生态现代主义宣言”，第29页。​ 尽管“宣言”有着我们熟悉的“下层受惠论”经济学和自由主义伪装起来的善意，但其浩瀚的时空尺度和抽象的修辞，就像人类世的许多行星图像和深远的时间框架一样，超出了形象、实际和经验。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它的“可能性政治”没有提及“种族”、“平等”、或“正义”等有助于同当前社会经验中的实际抗争产生联系的术语，反而充斥了好高骛远且一概而论的词藻，如“人类”、“技术”、“增长”等。12对于该宣言的全面批判，请参见杰里米·卡拉多纳（Jeremy Caradonna）等著，《对生态现代主义宣言的退化反应》，刊载于Resilience.org，2015年5月6日，链接。​ 从而，生态现代主义得以回避基于正义的环境主义的重要关键（他们尽最大努力将这些重点送入坟墓）。生态现代主义色盲般的表述，是范·琼斯（Van Jones）所说的“绿色中令人无法忍受的白”(the unbearable whiteness of green)的再一次体现。在这里，生态现代主义加倍地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宣言”的乌托邦主义完全没有反思不可容忍的社会境况，而它正藏匿于此，并暗中偷偷维护这种境况。13范·琼斯著，《名利场：无法忍受的绿色之白》，刊载于Huffpost，2007年5月17日，链接。​

抑或，如果我们可以把贾法的视频描述为某种环境主义的表达（我认为我们可以这么做，尽管迄今为止，对该视频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种分析），那么它就符合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所说的“作为整体气候的‘反黑’”（antiblackness as total climate）。14克里斯蒂娜·夏普著，《觉醒：论黑暗与存在》（In the Wake: On Blackness and Being），杜克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页。同样地，亚历山德拉·雷恩戈（Alessandra Raengo）将生态与种族政治联系在一起，他提问道：“当黑人被如此彻底地包裹在反黑人的氛围中，他们的生命本体论是什么？”，引语出自《黑色本体论以及对黑色的挚爱：引言介绍》，刊载于Liquid Blackness，3(6)，2016年12月，链接。与此同时，在最近848页的由弗雷德·莫滕（Fred Moten）等人共同编写的文集《亚瑟·贾法：一系列完全不可能但非凡的演绎》（König and Serpentine出版，2018年)中，完全没有提到生态、气候、大气。​ 与“生态现代主义者宣言”中许多概念上的漏洞相比，《爱是讯息》聚焦于在种族资本主义之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的日常环境中被扭曲了的形象。事实上，贾法有节奏的剪辑流，无休止地循环着警察攻击、捶打、拳击、枪击和残害黑人身体的镜头（回顾并更新了“第三世界电影”的手法，尤其与古巴导演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Santiago Álvarez] 1965年的短片《现在！》遥相呼应。短片中对美国种族歧视的警察执法的刻画在当时令人震惊，其背景音乐则是莉娜·霍恩[Lena Horne]振奋人心的民权歌曲。）贾法视觉化了攸关生死的“气候执法”，在作品中囊括了多个事件：2015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谋杀案；2014年，达拉斯的卡梅特拉·巴伯（Kametra Barbour）和她的四个孩子在自己车中遭遇暴力逮捕；以及2015年，在德克萨斯州麦肯尼的一个泳池派对上，身穿比基尼的15岁女孩达杰里亚·贝克顿（Dajerria Becton）被一名白人警察粗暴地按倒在地。如果长期的环境管理与具有种族、性别和阶级差异的社会控制密不可分，我们也就可以把这些做法称为“气候控制”。此外，贾法从历史档案中提取了更多的片段，将历史性的“反黑”现象置于更大的语境中，比如上世纪中期警察用灭火器喷射黑人抗议者、用警棍殴打民权活动人士、白人在北卡罗来纳州残害“午餐柜台抗议者”的情景，以及D·W·格里菲斯（D. W. Griffith）1915年声名狼藉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的片段——这部影片对三K党成员和涂黑脸的白人演员进行了正面的刻画，真是让人愤慨。

说回到生态现代主义，“突破研究所”蓄意促成了这些场景普遍广泛的隐蔽性，并将可以称之为“黑色人类世”的现象与其地球工程的未来相分离，因为“黑色人类世”深知生态环境与种族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紧密相连。15关于黑人人类世的讨论，其种族化以排斥和创造性生存为前提，并强调了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反乌托邦科幻和地球种子系列的形成影响，请参见斯蒂芬妮·勒梅纳格尔（Stephanie LeMenager）著，《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好准备，阅读奥克塔维亚·巴特勒》，刊载于Electrastreet，2017年11月，链接。​​

虽然这些模型可以在区域层面控制气候，比如其太阳辐射管理的提案，但贾法的作品展示了政治生态学和气候正义领域的密切关系，16关于艺术与气候正义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笔者特别编辑的《当代艺术与生态政治》，刊载于Third Text，2013年1月；T·J·德莫斯著，《去殖民化自然：当代艺术与生态政治》，Sternberg Press出版，2016年；以及耶茨·麦基（Yates McKee）著，《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同呼吸共命运：气候正义、黑人的生命问题和非殖民化艺术》，收录于《罢工的艺术：当代艺术与“后-占领”状态》，Verso出版，2016年，第181-236页。​ 凸显出环境作为社会政治和技术经济不平等的发生场域。在影片里，这对关系明确地体现在非裔美国人在卡特里娜飓风洪水中的艰难跋涉。对于许多新奥尔良人来说，多年来的结构性疏忽、市政和基础设施的资金短缺、系统性的种族不平等和贫困，只会因“非自然”的灾难而雪上加霜。实际上，从大背景来看，地球工程似乎是一种技术结构，它被调动起来正是为了不解决社会不公，并将我们对环境的理解限制在生物地球物理的领域内。《爱是讯息》展示了警察的暴行是如何作用于美国环境管理的日常（有时是奇观式的）意义的，它将环境控制具体到了种族化和阶级化的具象层面上。我们见证了白人至上、灾难资本主义和专制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在如此细微的层面上运作的，这些模式如今已成为特朗普主义的代表，而特朗普主义本身就是人类世合理性之病态的典型实例。17罗宾逊·迈耶（Robinson Meyer）著，《特朗普是人类世的第一个煽动者》，刊载于The Atlantic，2016年10月19日，链接；以及克里斯托弗·沙伯格（Christopher Schaberg）著，《在人类世中的特朗普》，刊载于Sierra，2017年2月1日，链接，“我们必须承认特朗普是我们世界当前状态的特有病症。他霸凛的推文和破坏性的行政命令，他选择污染严重的化石燃料而非清洁可再生能源，他的’我们对抗他们’和’美国优先’的道德观，都暴露了最初让我们成为’人类世’的病态。”​

“气候变化是针对地方、物种以及人类的全球性暴力”，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说。18丽贝卡·索尔尼特著，《气候变化是暴力》，刊载于Truthout，2015年2月5日，链接。​ 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深化了这一观点，她写道，“建立在白人至上基础上的经济秩序现实，是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潜台词”，这绝非偶然，而是“富裕国家政府在充分了解事实并面对激烈反对的情况下所做出（并将继续做出）的一系列政策决定的结果”。19娜奥米·克莱因著，《为什么#黑命攸关运动应该改变气候辩论》，刊载于The Nation，2014年12月12日，链接。​ 苏丹外交官兼气候谈判代表卢蒙巴·迪·阿平（Lumumba di Aping）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抨击了类似决定，因为他预测持续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将是“气候种族灭绝”，将气温升高限制在2摄氏度作为一个可被接受的全球平均值上，意味着某些地区将发生4-5摄氏度的气温升高，也就意味着“非洲将会燃烧”。20参见链接。​ 鉴于气候科学巨大的规模、延迟的影响和惊人的复杂性，以及由控制论系统构建的其网络机构，我们迫切需要将这些洞见转化为能够形成集体政治主体的视觉证据，以塑造我们想要生活的未来——至少在我们还有时间这样做的时候。21最近支持这一方向运动的两本著作分别为，阿德里安娜·玛丽·布朗（Adrienne Maree Brown）著，《紧急策略：塑造变革、改变世界》，AK Press出版，2017年；以及雪莉·斯特里比（Shelley Streeby）著，《想象气候变化的未来：通过科幻小说和行动主义来创造世界》，加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

尽管《爱是讯息》并没有特别提到地球工程，但它还是发出了明显的抗议呼声，反对后者的野心。这种野心志在维持我们当前的文化，不改变主导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布局，只在区域天气控制和大气废物管理的层面进行缓解和干预。通过蒙太奇的手法，贾法的视频串联了黑死病、警察暴力的片段、从美国宇航局国际空间站的近景现场直播捕捉到的愤怒的太阳耀斑的特写镜头，由此提出了环境正义界所共同持有的观点，即全球变暖是加剧社会冲突和不平等的威胁倍增器。根据证据充分的研究，被剥夺了权利的、贫困的有色人种社区更容易遭受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及其后果，包括食物和水资源短缺、重大健康风险和其他形式的由环境造成的脆弱状态。22林赛·狄龙（Lindsey Dillon）和朱莉·苏（Julie Sze），《警察权力与颗粒物：美国城市的环境正义及非/安全的空间性》，刊载于English Language Notes，2016秋冬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视频中出现的科幻电影片段理解为进一步的寓言，比如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1979年的经典电影《异形》中外星怪兽滴答流淌着唾液的第二张嘴腭，以及马特·里夫斯（Matt Reeve）2008年“伪-既有素材”恐怖片《科洛弗档案》中毁灭城市的怪物。这些寓言将日常纪录的警察暴力和社会压迫悲剧上升到了宇宙政治意义的高度，在那里世界被毁灭和重塑。换句话说，任何特定的警察袭击事件都不能被视为孤立的地方新闻，贾法通过收集录像，剪辑成视频流，体现出这些事件是系统和普遍暴力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文明的威胁，类似于外星人袭击地球的恐怖事件。因此，这里的“怪兽性”是一个有关种族不公的故事，贾法将其设定在一个由失控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后-自然”的反乌托邦之中。

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来解读由怪物生发而出的诸许电影寓言，它们呈现了贪婪和无情的世界毁灭，这种毁灭由枷锁般的资本的贪婪力量所主导，由警察的“气候控制”、债务殖民和奇观链所支撑；种族差异的极端性和威胁性化身成了掠食型的巨兽；这抑或是一种超越了认知的、追求正义的、对白人至上主义文化的复仇幻想；或者是具象化了对科学的一种当代恐惧，而这种恐惧来自于由基因工程、地球工程制造出的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带来了“后-自然”反乌托邦和失控的气候变化——或者，电影寓言实际上是以上每种因素的某种混合体，没有明确清晰的意义。​

“突破研究所”还多次提及我们的“当代科学怪人”——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包含在其理论武器库中。拉图尔认为，我们不应抛弃自己创造出来的行星怪兽，即人类世的地球，而是要进一步通过技术行动去“现代化现代” (modernizing modernization) 它，从而学会爱和呵护它。23布鲁诺·拉图尔著，《爱你的怪物：为什么我们必须像对待孩子一样关心我们的技术》，刊载于Breakthrough 2，2012年冬季刊，链接。​ 娜奥米·克莱因忽略拉图尔对“合成主义”现代性的微妙呼吁，其作为“一个越来越依恋和亲近非人性的过程”，她批评了拉图尔的提议，认为其过于自以为是，尤其是它站在研究所支持地球工程的议程那一边：“地球不是我们的囚犯，不是我们的病人，不是我们的机器，更不是我们的怪物。它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全球变暖的解决方案不是去修复世界，而是应该修复我们自己。”24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著，《这改变了一切：资本主义与气候》，纽约Allen Lane出版，2014年，第279页。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先进的工程模式不是技术解决方案，比如森林管理实践、红树林保护和永续农业，所有这些都通过自然过程加速了碳的封存。参见特洛伊·维特斯（Troy Vettese）著，《冻结泰晤士河：自然地质工程和生物多样性》，刊载于New Left Review，第111页，(2018年5- 6月)，链接。​ 除了对地球工程愈发的反对之外，她还强调了其意外产生的副作用（例如干扰南亚的季风、加剧北非的干旱、扩大臭氧层空洞）；其缺乏具有跨国影响的气候干预监管协议；其锁定效应（该技术一旦实施就几乎不可能放弃）；其反民主基础（该项目在全球化时代仅由少数强大的发达国家领导）。最重要的是，地球工程将宝贵的资源用来治疗症状而不是解决造成气候破坏的症结。25有关地球工程的关键概述，请参见www.geoengineeringmonitor.org，这是Biofuelwatch和ETC集Group联合项目，由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支持；参见琳达·施奈德（Linda Schneider）著，《地球工程与环境资本主义：气候变化时代的采掘业》，刊载于Science for the People， (2018夏季)，链接；以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著，《在地球上发动战争：地球工程和资本主义对地球的创造性破坏》，刊载于Science for the People， (2018夏季)，链接。有关基于功能性、战略性和规范性需求原理开发治理系统的当前建议，请参见西基娜·真纳（Sikina Jinnah）著，《为什么要管理气候工程？基于需求的治理的初步框架》，刊载于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 (2018)，第272-82页。​

事实上，近年来围绕着气候正义形成了广泛的抵制运动，主张“系统改变，而非气候改变”的基本原则，即正义意味着致力于平等、公平，以及将最弱势的群体和前线社群的成员都纳入气候解决方案的审议中。比如在法国中部进行中的斗争：阻止新机场的建设，以及在防御区域（Zad）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公地；Standing Rock原住民保留地（编者注：位于美国南北达科他州边界）正在进行的反对达科他输油管道，并以原住民和环境权利为名义的多国状态的复辟；Blockadia（编者注：普遍用来形容抵抗化石燃料的运动人士集体）抗议遍布美洲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和开采项目，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河口桥管道抗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跨山管道”抗议，厄瓜多尔亚苏尼国家公园的石油开采抗议；以及欧洲气候营和德国“地面尽头”（Ende Gelände）运动倡导的“这里，不再进一步！”（Here and No Further!），当地政府目前正威胁要砍伐古老的哈姆巴赫森林以挖掘煤炭，并驱逐沿途的活动分子。26多米尼克·罗瑟（ Dominic Roser）和克里斯蒂安·塞德尔（ Christian Seidel）著，《气候正义：简介》，Routledge出版，2016年；我在2017年4月12日e-flux architecture上发表的《伟大的转型：艺术和激进的制度变革》中进一步讨论这些结构，参见链接。​ 这些运动都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通过拒绝资本主义增长的需要和基于市场的机制来解决气候崩溃问题，从而重塑生命形式，即便同时它们也寻求扩大平等和正义的社会技术。27正如科幻作家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所言：“正义是一项强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因此没有必要对我们支持哪项正义事业建立错误的二分法。良好的事业是相互促进的，我们需要它们同时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必须让位于以生态为基础的后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后资本主义将具备民主选择出来的部分社会主义特点。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支付自己的生存费用。”哈维尔·塞内斯（Javier Sethness）著，《走向以生态为基础的“后-资本主义”：与小说家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的访谈》，刊载于Truthout（2018年3月17日），链接。​

尽管有这样的势头和创造性的转变，但随着地球工程的不断发展，越来越明晰的是，大量的资源和提供的资金机构是在新自由主义人类世的光环下对技术进行的调用。28杰迪戴亚·珀迪（Jedediah Purdy）著，《自然之后：人类世的政治》，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年：当自然在经济机制中被委托给“自然资本”时，就会出现“新自由主义人类世”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乐观主义迫使我们我们的集体命运掌握在市场和技术手中。​ 这种形成与支持军事化技术化警备职能、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普遍负债、创建和私有化营利性监狱，以及刑事定罪抗议行动等力量并行结合，导致刑事司法机构越来越多地将环境和反种族主义活动视为恐怖主义。29杰基·王（Jackie Wang）著，《地牢资本主义》（Carceral Capitalism），MIT Press出版，2018年。​ 比如 “突破计划”（Breakthrough Initiatives，它和“突破研究所”并没有关系，两个名字只是在竞争性技术发展的领域里共享了一个热门术语）是众多试图“拯救地球”的项目之一，有人认为它是一个价值12万亿美元的机会。30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著，《从生态灾难中拯救地球是一个值12万亿美元的机会》，刊载于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7年5月4日，链接。​ 该项目资金部分来自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数字天空技术公司（Digital Sky Technologies）的以色列-俄罗斯风险投资家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此外还将已故的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也纳入合作者之列。该项目最近给一个寻找外星生命的无线电波项目投资了1亿美元。31参见链接。​ “突破计划”代表了以外太空新自由化为前提的“殖民未来主义”，它由自由派的企业化经营为领导，这种企业化嘲笑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过时且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它与硅谷的“新太空间”（NewSpace）建模项目相关联，正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花言巧语所体现的，这些项目的主题是外星球资源开采、改造其他行星、将财产所有权延伸至银河系。32罗里·罗文（Rory Rowan）著，《超越殖民未来主义：葡萄牙的大西洋太空港和外层空间的新自由化》，2018年4月18日，链接。​ 太空，是原本属于非洲未来主义者的目的地，一处他们为逃离被殖民的地球而探寻的寄托，现如今，太空正随着新自由主义企业-军事-国家复合体的野心膨胀，在被占领并定居的幻想中，迅速地变成沮丧黯淡的未来。

其他计划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地球上，体现出新殖民主义精神如何地魅惑着新浪潮的环境主义。还有ScoPex，这个哈佛大学耗资2000万美元的平流层可控扰动实验，以其首次计划在实验室外亚利桑那州上空的地球大气层中测试太阳辐射的管理技术而闻名。该项目由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学教授大卫·基思（David Keith）领导，他也是私营公司“碳工程”（Carbon Engineering）的创始人和董事会成员以及“生态现代主义宣言”的签署者。该项目得到了微软的比尔·盖茨和其气候及能源创新研究基金会、休利特基金会以及阿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的支持（考虑到它是以通用汽车公司的长期首席执行官命名的，这是一个合适的受益人）。33大卫·基思，《地球工程案例》，MIT Press出版，2013年。盖茨和油砂大亨默里·爱德华兹（Murray Edwards）是碳工程公司的主要资助者。查看由ETC集团和Heinrich Boell Foundation设计的交互式地球工程地图，该地图展示了全球气候工程研究和实验的现状，包括近1000个当前项目：链接。​ ScoPex因其将大学工程和气候科学研究与大型科技公司和化石资本相结合的资助模式而引人瞩目，它与华盛顿大学大气和海洋研究联合研究所（JISAO）在加州莫斯兰丁进行的海洋云层增亮现场实验相类似，该实验由大气科学教授托马斯·彼得·阿克曼（Thomas Peter Ackerman）领导，保罗·克鲁岑担任高级顾问。34关于这个项目的更多信息可以在这里找到：链接。​ 在盖茨等人提供的1600万美元资金的支持下，该项目计划从一艘装有高压喷嘴的船上向大气层发射海水滴，从而形成一个遮阳盾牌，以偏转阳光。35参见链接。​ 喀麦隆理论家阿奇勒·姆贝姆贝（Achille Mbembe）将缓慢潜行的动荡诊断为“世界渐渐变成黑人的进程”（the becoming-black of the world）——意即，征用、负债和丧失自决权力，都在经历着后种族的普遍化——地球工程想要通过“漂白”天空来拯救世界，揭示了该领域与目前地面发生的灾难是完全脱节的。36阿基利·姆贝姆贝（Achille Mbembe）著，《黑色理性的批判》，劳伦·杜波依斯（Laurent Dubois）译，杜克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虽然地球工程声称自己源于对地球的热爱，但它传递的信息却是死亡：社会正义、平等和民主包容的死亡。

扎克伯格和盖茨的首选指南是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的书《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毫不意外，书中有一章的标题为“人类世”。37尤瓦尔·诺亚·哈拉里著，《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Harvill Secker出版，2016年。2017年，盖茨在他的博客上介绍了这本书；比尔·盖茨，《21世纪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刊载于New York Times，2018年9月4日，链接。另见乔安娜·扎林斯卡（Joanna Zalinska）著，《男人的终结：女性主义的反启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她在书中写道：在许多关于人类世的科学论文及其科普的媒体版本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即对人类世的所谓终结主义的拯救将来自于一个世俗化但又像神一样的其他地方：逃往天堂（即行星搬迁），或将人类实际提升到人神的地位。在这两种叙事中，人类到达后人类世的新耶路撒冷，得到了完全的救赎和重新设计。”（手稿，第10页）。人神与“突破研究所”成员、生态现代主义者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的书《神之种族：在人类的时代里拯救地球》（Fourth Estate出版，2011年）所呼应。本身就是对斯图尔特·布兰德（Stuart Brand）在1960年代末的《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格言的更新，“我们像神一样，必须得扮演得好这个角色。”​ 在对“幸福、永生和神性”无休止追求的驱使下，人类在这种叙事中被塑造为终极的自我创造者，没有什么挑战是技术不能克服的——气候变化、农业失败、人工智能、地球饥饿，甚至死亡和灭绝——尤其是在硅谷的资本与其相匹配之时。与此同时，代价将是更大的不平等和技术官僚主义、不断扩大的无用阶层、算法“数据主义”的新宗教，以及人类沦为由全球网络监控的“生化子系统”。更平平无奇的是，“美好人类世”读物“新自由主义人类世”应运而生，而“突破研究所”的叙述则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制的选择，用以置空经济增长和气候解决方案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即使是否认气候变化问题的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也同意，把地球工程视作不容错过的、支持技术的经济机会，毋需争论环境变化的根源，也毋需追究石油资本主义的责任，因为“科技-解答主义”的变化已然牺牲了因果关系。

尽管特朗普政府无视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支持解除对化石燃料的管制，但其2018年2月的预算得到了许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其中包括首次对大气碳捕捉新技术的税收减免。与此同时，胡佛研究所、哈特兰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所有主要的保守派智库——都支持这一举措，后者称赞地球工程完全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革命性方法”。38引自马蒂亚斯·施拉德（Matthias Schrader），《为什么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支持地球工程》，刊载于Wired，2018年3月28日。“地球工程的未来是光明的，”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兰迪·韦伯（Randy Weber）说。他是众议院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能源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位气候怀疑论者。​ 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基思和其他人提出的“反地球工程”概念，他们抵制来自臆想的流氓国家或非国家机构所部署的、军事化和武器化了的气候操纵技术。39帕克（Parker）、安迪（Andy）、约书亚·霍顿（Joshua Horton）和大卫·基思（David Keith），《通过技术手段阻止太阳能地球工程：反地球工程的初步评估》，刊载于Earth’s Future，2018年5月。​ 这种额外的危险凸显了工程在“人神”时代无法无边不受控制的地位及其作为破坏性工具的潜力。甚至于，比起生物倒退、新人文主义和普世主义、去政治化和新殖民主义，人类世的地球工程是最具威胁性的，尤其是当技术乌托邦主义与军事单边主义相融合时，它即将触发不远将来的全球天气战争，远超冷战时期的所有设想。​

虽然这些系统的恐怖在贾法的视频中被血淋淋地呈现出来了，不过《爱是讯息》也有力地穿插了一些段落来描绘非裔美国人文化中非凡的韧性、成就和美丽，内容涉及了行动主义、政治、思辨想象、修辞、音乐、舞蹈、文学、体育，以及非常深刻的日常的创造力。消极与积极、爱与死亡，在他的作品中以爆破性的组合形式，反复地振荡和交融，形成了类似社交媒体平台Vine上具有尖锐哲学性意义的编汇视频，或是Instagram交替推送的摧毁灵魂而又对之复原的效果。贾法将其称为“可怖的崇高”，一种美与恐怖的非凡混合，来自黑人的视觉文化档案，其体验范围似乎是无限的。对于贾法来说，这终极而言无法量化的生存纪录，源于一个与跨大西洋奴隶制不可分割的本体论建构。40亚瑟·贾法，提及弗雷德·莫腾，在2017年哈默博物馆与格雷格·塔特的对话，链接。​ 诚然，这段视频描述的浩瀚性、其压倒性的多重价值，在格雷格·塔特（Greg Tate）描述该作品时无法回避地使用到的反传统语法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仿若被遗弃的既得素材在病毒式地繁衍着，这段7分钟的视频是对种族机构的沉思，时而欢快，时而忧郁，时而令人心潮起伏，它沉浸于一种对种族悲剧的视觉式布道诵读之中，又同时氤氲在一种对生活于不断崩塌和重生状态的美国黑人所进行的微妙而狂喜的讴歌之中。”41格雷格·塔特，《变幻莫测的舞台布景——亚瑟·贾法的“元爱”和崭新的黑人报告》，收录于《爱是讯息，讯息是死亡》出版物，Gavin Brown’s Enterprise出版，2016年，未标注页码。​ ​

然而，尽管作品对生成性矛盾和创造性的生存提供了惊人的描述，也在充满爱、团结、道德信念和集体寻求正义的时刻带来了包容的希望，它同时也消灭了任何对扩展或维持这个恐怖世界的想法，这个恐怖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极其荒谬的不平等、贫困和暴力的世界，它使得黑人的生活和生命对于国家及其技术-人类机器来说无足轻重。“突破研究所”将艺术和休闲视为奖励，与之不同，贾法的科幻片达到了世界性政治的高度，同时也没有忽略本土的非/正义实例、以未来为导向但又富有历史根据的情境表达，这些表达旨在重塑日常生活、艺术、文化、政治和悲痛的哀悼。正因如此，贾法通过邀请艺术家玛蒂娜·赛姆斯（Martine Syms），把团结延伸到了年轻一代。在客串演出中，赛姆斯朗读了她2015年的“平凡非洲未来主义宣言”，该宣言重申了长存的、依托于未来乌托邦时代愿景的黑人文化美学，这一美学只有在超越了种族资本主义的创伤性异化后才能实现。42塞姆斯的视频可以在这里找到，链接。​ 然而，简单的时间旅行或变身是不可能的。“平凡非洲未来主义者知道我们不是外星人”，塞姆斯坐在桌子后面，面对着镜头解释道。​

贾法借用了塞姆斯同名纪录片中的片段，这部时长一小时的纪录片摒弃了作者所认为的老式非洲未来主义去政治化的幻想。根据赛姆斯的说法，他们已经沉沦于陈腐的时尚、商品化的风格和过时的流行文化奇观，脱离了任何激发集体解放的激进想象力。此外，她还警告说，要防止不加批判的逃避主义，因为“神奇的星际旅行和/或奇妙的通信网络”会导致“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平等主义错觉”。在她看来，“胡扯的外星人”、“引用桑·拉（Sun Ra）”、“埃及神话学和意象”都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黑人人性的新关注：我们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宗教、个性、需求、梦想、希望和失败……‘平凡非洲未来主义’是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白人父权制之外构建世界的终极实验室。”43玛蒂娜·赛姆斯，“平凡非洲未来主义宣言”，链接。塞姆斯建立在杰夫·赖曼（Geoff Ryman）2007年提出的概念化“平凡科幻宣言”之上（链接），尽管她在她的版本中明显地注入了社会正义和进步的政治必要性。另参阅雷纳尔多·安德森（Reynaldo Anderson）和查尔斯·E·琼斯（Charles E. Jones）编著的《非洲未来主义2.0：“外太空-黑色”的崛起》，Lexington Books出版，2015年，它将非洲未来主义2.0定义为“21世纪早期黑人身份的技术革命，反映了反历史、黑客和或挪用网络软件、数据库逻辑、文化分析、深度再混合、神经科学、增强和增强的影响，性别流动性、后人类可能性、具有跨学科应用的投机领域，并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散居移民技术-文化泛非洲运动。”​ 虽然《爱是讯息》表达了被受压迫者和被排斥者的潜在团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但赛姆斯拒斥了种族差异与怪物之间的等同。这件作品充分表达了艾瑞亚·迪恩（Aria Dean）所定义的黑人加速主义和非洲未来主义的结合，既指向通往“世界末日”的催化运动，也指向超越种族资本主义的非/人文主义的革命。44艾瑞亚·迪恩（Aria Dean），《关于Blacceleration》，发表于e-flux journal 87，2017年12月，链接。​ 换句话说，年轻的一代已经选择了更新版的非洲未来主义，要求我们见证一种双重行动，让积极的转变与消极的批评相互押韵成诗。

这里的挑战是将这种社会批判和社会解放的愿景与新自由主义的人类世明确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使这种联系直接发生冲突，从而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倾向，以及殖民、剥削未来主义的威胁。这些生态现代主义的议程旨在塑造未来的世界；一旦它们拥有了资源及特定的政治意愿，那么它们不仅会让我们走上不可阻挡的气候变化的轨道，还会无休止地加剧种族不公正和白人至上主义。45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著，《这不是人类世，这是白人至上，或，地质色线》，收录于After Extinction，由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编辑，明尼苏达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关于“白色环保主义”，参见丹妮尔·普里弗伊（Danielle Purifoy）著，《论环保主义的顽固的白人性》，刊载于Inside Higher Ed，2018年6月22日，链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创造和努力培育超越世界末日的未来，在当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局面下，这一末日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这一末日实际上已经到来。46正如凯尔·波伊斯·怀特（Kyle Powys Whyte）观察到的那样，美洲原住民和其他遭受过奴役、剥夺和种族灭绝的群体一样，“已经生活在我们的祖先所理解的反乌托邦或后末日时代”，摘自《白人盟友，让我们诚实地对待非殖民化》，刊载于Yes Magazine，(2018年4月3日)，链接。​ 我们迫切需要询问自己，为什么非洲未来主义之外的文化，那些仍然舒适地被白人保护着、仍然被当前叙事维持着地位的文化，要关心这一切？

答案之一是重申一个共享的世界的理想条件，即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会对所有地方的公正构成威胁”。在最近在与罗宾·D·G·凯利（Robin D. G. Kelley）的一次公开谈话中，弗雷德·莫顿（Fred Moten）以新的政治-生态目的来表达面向未来的必要性，更新了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著名的伦理政治表述（值得注意的是，马丁·路德·金引人瞩目地出现在了贾法的作品中)。他认为当代黑人研究的使命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试图拯救地球，在次要的层面上拯救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凯利补充说，这是一个“解放计划”、一个“变革计划”，如果它不是作为对“新自由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转向的回应而存在，那么它就毫无价值。”47参见弗雷德·莫顿与罗宾·D·G·凯利的对谈，多伦多大学，2017年4月3日，链接。莫顿还出现在了贾法2012年的影像作品《梦比死更冷》（Dreams Are Colder than Death）中。​ 为什么这个解放项目不应该成为今天艺术实践的首要任务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艺术将被命名为创造性美学的实践，将生态洞察与政治参与相结合，不仅希望保留住我们拥有的美好事物，而且要确保为所有人都提供一个繁荣的、解放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