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爱吗？

译：马优优
译文编辑：翁笑雨、顾虔凡

编者按：在“e-flux译选”专栏发布之际，我们回顾了发表于2014年3月的文章《是爱吗？》，由Brian Kuan Wood写作，他是《e-flux journal》三位创始编辑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常有人说，我们的政治诉求已经无人应答了”，Brian开篇质询陈旧政治秩序，随后辩述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彼此。” “所有的资本都会融化成爱”——Brian将这句响亮而谦逊的宣言放在我们面前。之后，他揭示了爱的劳力在家庭和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形式，警觉地指向爱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替代，并且随之而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爱的暴君”。Brian对爱的概念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义，在文章发表六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旧令人耳目一新，甚至越发地显现紧迫和深刻之意。他的文字在辛辣嘲讽的佐拌之下，让我们能够直面眼前这令人极度不安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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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吸收彼此暧昧效应的一对对儿
向后走或向前走都没有空间
—Lisa Robertson，《翻案诗》

没有人活在未来。 没有人活在过去。
那些拥有城市的人比我们更言之有理。
他们的行为明确，他们的生活自主。
但是你，躲到了玻璃后面。
—Gang of Four乐队，《是爱吗？》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常有人说，我们的政治诉求已经无人应答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彼此。那些不再能从国家、政党、工会、老板那里得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彼此索取。互相给予。拉康非常著名地将爱定义为：把那些你没有的东西给那些并不需要的人。1扬·沃沃特（Jan Verwoert）经常将之阐释为我所读过的对艺术的最佳定义。​ 但是爱，不止是一个YouTube链接或URL网址。它常被认为是宇宙中最积极的力量，而拉康的双重否定优美反转，有助我们去看到爱的充实和无尽的恩赐是建立于空虚和匮乏之上的：一种相互折损。爱的快乐并不实现于满足，而是在认可之中：尽管我永远无法归还你被拿走的东西，但我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那是什么的人。我没有你所惦念的东西，但是知道它的形状，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即使你没有它也能生活其间的世界。

现在，很容易地看到，爱是如何转译成经济术语，成为一种以共同债务为基础的联盟。而当债务被清偿或催缴时，联盟就会解体。而如今爱无处不在！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负债累累。有工作的人也要搬回父母家住，人们回归故国去依附各自的大家庭，合同越来越多地仰仗人际关系作为后盾，甚至连商品和货币的价值也更少地受到债券和法定货币的支撑，而更多地依靠信任和亲情赋予它们的特性。通过通信线路表达的共通关联和亲缘，在随机数据流的孤寂海洋中产生了巨大的价值。音乐人们录制了成堆的歌曲，却从未想过要和大厂牌签合约，因为后者还在为如何从电脑文件中赚钱而苦苦挣扎。

现在的音乐人们，为了纯粹的交流而创作音乐。信息和通讯传播把非物质经济转变成了信仰和情感的投射。资本服从于纯粹的交流，曾经的集体观念变成了绝对的宴饮交际的力量。由信息驱动的过度刺激和真实的穷困潦倒之间也可能彼此相爱，他们在一个失业者的Facebook页面上同床共枕。现在的我们生活在持续的低迷中，过去所谓的生物政治已经加速到了与之前的前资本主义、前商业化所产生的稳定的交易方式互相接轨的程度。说到底，你觉得今天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封建言论？而你又是如何忽然间收获了那么多甚至自己都不喜欢的朋友？你觉得我们从哪儿搞来那么多兄弟之情的电影——那种好莱坞式的浪漫喜剧，讲述青涩男人之间柏拉图式的爱，他们往往毫无共同点，却被迫通过建立亲密和稳固的绑定关系来改善困难的外部环境？当货币体系崩溃时，社区货币出现了，不仅仅在希腊，社区货币的出现是为了保持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货币可以是一块石头，也可以是一次握手——这并不重要，只要有信任的纽带，有家庭的关爱，有友情的支持，货币甚至不必具有实体。所有的资本都会融化成爱。​

在通货膨胀和臃肿之物的家庭中，爱是最新被引介进来的一员。它是一股直接灌入泡沫的清新空气。在人们开始考虑套现之前，爱为“庞氏骗局”至少争取了十年的时间。可否记得你会在什么时候用精力来代替耗尽的时间？再用力一点，动作再快一点，你就能骗过时间，因为亲爱的你是个超级英雄。不过当你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完了，你就会遇到麻烦。你需要帮助。你需要支持。你需要的是爱和一点点的温柔。于是现在，在别人的帮助下，你可以再一次喂养这台机器。

如果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爱就是你提取别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渠道。于是你开始勾勒出那条爱的渠道。但也可能你成为了一位专业的情人——或者一个邪恶的调情高手。你是玛丽莲·梦露或者唐璜，而且是其他梦露和唐璜们的劳工。这种安排实际上就可以成为一种美丽的集体努力，只要你能对爱人保持美丽、温柔和友善，而他们也对你保持同样的态度。这种温柔，便是一种重新同步的力量。也许，它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力量。也许是时候去爱了。让我们一起呼气、吸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浪漫现象，而是经济化了的同理心。在价值关系领域中，当资本和劳动不再是价值的主要操作者或仲裁者时，爱便成为了绝对的非物质资本。随着不固定资本把越来越高阶的象征性资本召唤到交易的擂台上，它持续增长的抽象性，使之不断徘徊在低点去与价值挂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不再用经济的意义去地谈论价值，而是在谈论如何在最基本的语义和本体论的层面上，对意义进行维持。而这种意义，是由在各种生殖和情感关系（比如分娩和友情）中最根层的基础所给予的：生命和认同、团结或支持的基础。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的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关系能够弥补资本所产生的不平等，并且构成资本内部经济的一种例外。但事实上，这些团结正是调节价值流向的本质，也是用承诺、恩惠——即握手或手交的形式——来弥补价值不一致性的本质。亲吻和赞美不要钱，但却意味着一切，就像那个用来描绘爱人之间耳语的形容：“甜蜜而无用”。当撩拨心弦之时，语义学通过“甜蜜”而非 “无用”来达成物质化。爱充盈于信息的网络——就像一个家，每个收件箱都杂音混淆，充斥着情感、简单的愉悦、翻涌沸腾的挫败、无条件的支持和永恒的否定、沉默无言的对待和夸大其词的忏悔。正是通过所谓团结的凝聚，才使所有无法道明、无从解释的事物都复归原位，无论是出于宽容还是强大的编纂能力，或者兼而有之。这些混沌的事物往往不合情理、飘忽不定、并悬置在定义有误的互动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谈论的是相互团结领域中的一种膨胀，但它不再是一种经济泡沫，它只会因一个动脉瘤或一场起义而爆破，而它的影响也不会按照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经济领域内的语言来进行表述。就连马克思也在《货币的力量》的结尾给了我们预感：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2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请参考link。中译出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版。​

在爱中，给予和接受没有积分的算法，它们拥有无限的供求关系。就像在做爱的过程中，给予的快乐和接受的快乐是不分彼此的，以至于它们实际上并无区别。同时，照顾、养育孩子，这些所谓的爱的劳动，都让公益与私利彼此纠缠，兜兜转转，给予并接受着快乐和爱。爱的问题是笼罩在工作问题上的幻影。它通过将工作与生活（无论是否具有创造性的阶级承诺）混为一谈，而对工作的概念进行激进化。同时，爱的问题也萦绕在工作之余，在下班之后，或是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人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分享彼此的技能。失业的家庭成员通常被期许去照顾生病的亲人或照看小孩。他们的职业是去爱，而且这始终是一份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工作。在这里，爱成为了一种彻底耗尽枯竭的象征，甚至是一种将自己全然供奉出去以至于疲惫不堪甚至蒙羞受挫的天主教徒的姿态。我们看起来一塌糊涂，因为我们已经把绝对的爱贡献给了绝对本身。在激情过后，当我们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奉献，我们就开始看起来像是十字架上的基督。去帮助一个和你无关的人继续走下去，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爱。有不少人认为教授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乐趣。3反而言之是否会存在一种类似的逻辑？也许可以思考妒忌、极度嫉妒、恶魔之眼、邪恶、痛苦、撒旦的概念。​ 向着私人领域和家庭领域进行转移的劳动，一方面是将资源从国家或工作场所重新分配到家庭中私人和个人的领域。但是，劳动的转移伴随着自我管理和自由流动，也预示着烦恼会从办公室或工厂流向家庭、婚姻、伴侣、心灵、子女的领域。每一天都变成了带着孩子去上班的日子，而且永远不需要洗澡或是换掉该死的睡衣。在爱的圣光下，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都生发出一种普遍的慷慨形式。通过家庭、爱人、市场、街道，一台互惠互利的机器现在正从地平线向远方横向延伸，它穿越平坦的风景，将劳动转化为爱，再将爱转化为劳动。爱是一个转化为诅咒随后再次转化回来的承诺。

从本质上说，两者都被模糊成一种表达，并且在既定的政治结构或美学制度中无迹可循，而其根基是一种残酷的消耗，以至于我们只能在夜里哭着睡去。这是浪漫主义计划的变态推进，一种浪漫主义的具像化。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革命时代的潜力所释放出的澎湃能量迸发了浪漫主义的时代。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类似的时代，只是我们当下的能量不再有人回应，这种能量在所谓解放的光环下被榨取出来，而这种解放已经无人真正相信。

随着资本自身的抵消，价值差异并不会就此消失。而对这些差异的管理和调节也不会消失。在这些差异中进行的协商谈判假定了交换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们反映并强化交换条件，产生并复制交换条件。我们确实正身处一个超悖论的时代，符号价值和使用价值会收敛、分裂、再收敛，其速度之快，就连金钱都失去了意义。每一种价格机制都有过错。马克思或居伊·德波（Guy Debord）对资本、奇观、价格投机的晦暗警告，是一本正派、但终究阴郁的说明手册，只能用来对照理解当下的境地。即使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这种境况的架构者，但如果没有占星师或气象学家或萨满的帮助，他们自己也很难解释正在发生些什么。如果这意味着经济学会最终彻底消亡，并且只能被爱所取代，那么这种转变在一开始尽管会很坎坷，但从长远来看，也不是什么坏事。当然，这种体制的改变会给很多人际关系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但若你眼看着工作被淘汰、被朋友所取代，你又怎能抱怨呢？也许你以为你还在看当代艺术，但实际上，艺术已经离开这座建筑很久了，而这个艺术家其实主要是在利用这个房产来完成一项大制作，即在社会史或者艺术史轨迹缺失的情况下，维稳他职业轨迹的意象。

如今，令人不安的是，人们很容易将压力和疲惫与爱混为一谈。这可以归因为一种以情感反应为掠食的能量交换。4请参考Franco “Bifo” Berardi的文章《经济终结之后的未来》，发表于《e-flux journal》第30期（2011年12月），link。​ 而只有在近些年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谈论的不再是工作或劳动的获取，而是在谈论超越两者演算的重要能量之分配。虽然其中一些能量在政治上是有益的，或者在以辅助的、令人惊讶的方式进行着货币化，但应用的物理学并不能真正演算出到底有多少能量可以浇灌到那些政治性或抒情性的表达之中，它们或出于爱，或出于乐趣，出于闲散，出于病态的承诺，也就是说，不求任何回报。​

通过近年来的政治运动，我们才刚开始确定这种情况可能还有另一面，在其中，一种政治承诺的形式被置换到了表达的领域。已有很多文字书写分析了关于图像和博客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我们大多也都知道这些形式的用户界面在协商共有资源和共同财产方面做的很差劲，其实对共有资源和共同财产的定义和理解也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以至于“共有、共同”的地点本身可能已经转移去了别处。尽管单就这一事实而言，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但是位置和目标的错位让很多人陷入了各种病态的承诺中，而这些病态承诺使他们与原本的政治目的脱节，并最终吞噬了自我。我们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思考，团结是如何通过信任和互惠的纽带超越结构性限制的，同时还要想到，当一个结构匮乏到只能永久地依靠非正式的慷慨来履行其基本职能时，会反过来对团结施加怎样的压力。也就是说，对一种新兴的、超级活跃的、极度强调承诺的自我应用来说，爱既是问题也是解答，它超越了剥削与劳动榨取的逻辑，因为当附加价值在爱或奉献的吉兆下蒸发时，没有人能真正地从其中获益。

我们也可能想错了，因为事物不仅在进入表达领域时蒸发消失，而且还会被NSA美国国家安全局、博物馆及任何其他专门用于历史记忆和监视的基础设施进行条目分类和归档。当服从表达领域的病态承诺陷入政治僵局时，它必须与艺术形式的政治相抗衡，以此来自圆其说。定义这种形式的语言，愈发地受制于其获取情感的能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艺术界发现了这么多本质上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在没有任何具体政治前景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工作，与此同时他们变成了最美丽的歌者，延续着贝兹（Joan Baez）或乌姆·库勒苏姆（Om Kulthum）的传统。简而言之，对存在之充实性的表达已经从结构性转向了象征性和情感性。毫不意外的，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文章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篇或许出自柏拉图，他向我们讲述了神圣而理性的爱。但是柏拉图的《 斐德罗篇》（Phaedrus）只是用文字游戏来引诱一位情人，此外也是用引诱来激发文字的游戏，而这导致了一种符号学诱发的疯狂。你对文本的掌握并不是通过巩固其内部的逻辑结构，而是通过了解和热爱你的受众，以至于就像《斐德罗篇》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你甚至可以说服他们和你上床。而摇滚乐其实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

但摇滚明星往往英年早逝。或者说，他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胖、变臃肿、变抑郁。一方面，他们的象征性输出所能放大到的规模几乎是不可逆的，另一方面，他们被捆绑在一种围绕着青春、活力以及力比多过剩而构建起来的符号生产形式之上，而这种形式不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持续。人的心，是最平庸的爱的比喻，却也是一种生理上的计时器。很多运动员会由于过度劳累而导致心脏肿胀得过大。5谢谢Evgeny Shkaraburov在一次慢跑之后告诉我这件事。​ 本质上，即便你是一位马拉松运动员，有足够的耐力和精力可以每天轻松完成长距离奔跑，你的身体仍会在一段时间后面临崩溃。6请参考《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的文章，关于美国在2000到2010年间长跑比赛后心脏骤停病例增加情况的报告，link。​ 不过，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很难确定何时会达到过度消耗的极限，因为肌肉组织的撕裂同时也可能是肌肉生长增强的信号。菲迪皮德斯（Pheidippides）从马拉松平原一直跑到雅典，在那里他倒地死去，用一个词传递了胜利的消息：νικῶμεν（胜利）。​

今天的很多思想家都喜欢提醒我们，尽管信息技术含蓄地宣称其非物质性，自由浮动、复制粘贴的慷慨性，以及全方位解域的可及性，但互联网的物质基础也让它受限于物质的稀缺匮乏、国别界限的警务、传统的国家监控等。这完全正确。但不要被马克思唯物主义所误导，认为我们可以纯粹用互联网的物质性来全盘解释它对我们的所有影响。其他思想家，包括佛朗哥·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盖特·洛温克（Geert Lovink），也曾有建言：信息交换的压力和局限，正是通过纵横交错于网络之间的情感内容而显现出来的。文笔糟糕的邮件，暴躁好战的回复，无法喘息的周转，导致了一种情绪和情感反馈闭环的精神沼泽，而这里正是信息中那些显然并非物质性的面向所能找到的藏身之所——它们不以基础设施为绑定，而是在融化和重塑的个人与爱的纽带之中。它穷追猛打的正是那些可以吸收和调解周围人身上肩负着的重担的人，还有那些作为信息经济之次要基础的情感包袱。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金融高手，是影响经济之“肥猫效应”中的肥猫，护士、单亲妈妈、善于倾听的人、慷慨的思想者、聚会的组织者、晚宴的主办方。7译注：肥猫效应，Fat-cat Effect，是指使自己变成一只胖猫而不必进行艰辛的竞争。​ 互联网不过就是个比喻，一个对感情痴呆症患者们来说，更大的环境高速公路。这些人是网格。你认为他们只是在为野餐做土豆泥沙拉和饼干，但实际上他们是心灵感应元网络中的中心节点和真正的服务器群，并且很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如此看来，我们似乎正步入一个深情的时代。从西方启蒙运动开始到科学革命，现代主体的建构倡导了一种机械主义的世界观，而这无意中寻求到一种通过自然秩序来达成的稳定生活和因果关系。和平与繁荣随之而来。相应的基础结构会被建立。劳动分工会更细化专业，火车会准点到达，把你带到想去的地方，垃圾回收人员会以有组织的、大型工会的方式，不断地帮助你不被自己产生的垃圾所环绕。然而，当基础结构崩溃时，我们开始发展特殊能力——比如心灵感应。恶魔之眼再现，嫉妒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上帝复归，因为信仰变得必要。不仅只有饥饿的农民会在十字架或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找到宽慰。我们所有人都开始仰望星空和行星，狂热地读解各自的星座运势，希望不被人留神或打断。但在这种情境下，爱是什么？

用皮埃尔·克拉斯特雷斯（Pierre Clastres）的话来说，爱成为了一个无国家的社会。在强力和管理良好的基础结构条件之下的爱，可以用超然而高度私人化的术语作解：我们命中注定、彼此依存。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是社会中一处私有的公产。爱可以是柏拉图式的，绝对不投机的，只有最可怜或最穷困的人才会出于某些原因嫁给工厂主的孩子，或者为了拿到护照。但是，当垃圾回收人员不再出现之时，一切又变得冷酷无情亟待翻转。基础设施将变成爱，而爱则变成基础设施。那个工厂主的儿子变成了垃圾回收员。真爱变成了健康的家庭生意，而孩子成为了劳动力。爱的经济动员，也许可以解释爱是如何被用于亲密社群之领土化的。但它不能解释，这样的社群到底拥有多少权力，这些社群彼此绑定，它们消除了与权力机构结盟的必要性，因为后者不会仅仅因为它们的存在就立即提供任何相互支持。​

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它难以置信的陈旧过时。对农民来说，以此为基础的世界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他们生活的基础。而在那些（无论因为政治还是有组织的犯罪）被取代或规避了基础设施建构的地区，家庭的纽带总是会转化为战略利益，不过也会转化为维系社会的信任关系。8在中国，家庭之爱如何发挥足够强大的组织原则来维系社会，而无需中央的命令或国家机构的调解，在这方面儒家思想可能是最好的例证。因为儒家思想在家庭关系的私人空间之中可以实现一种命令传递的层级结构，因此社会秩序会受到一种双重保护，具有来自血统、关爱和资历支撑的基本团结，免受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从这个层面来说，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准则，其基础是对自己家庭中的长者抱持绝对服从，同时家庭中的晚辈也会对自己抱有这种绝对服从。 许多人将儒家思想视作一种普遍的信仰体系，认为即使战争和政权发生变化，它仍然让中华文明持续了数千年，尽管如此，其维稳的作用却是以各种氏族和家庭之间、男女之间、长幼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关系为代价的。 儒家思想不是平等主义，也并非旨在成为平等主义者。 有势力的家庭可以保持强势，而弱势的家庭将维持弱势。​ 爱从不声称自己不偏不倚，因为爱是极度主观的事。当我自己的家庭正在遭受苦难时，我为什么要出于某种普遍原则去爱一个人呢？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反儒运动时提出的问题。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儒家的权威必须被打破，取而代之一种道德准则，后者将国家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仲裁者。要想解决，哪怕只是开始思考长久困扰中国历史的严重的阶级分歧，这是唯一的方法。儒家思想是一种黑手党式的家法训诫，把中国锁在封建制度中，阻断了中国向现代世界过渡所需要的那种明晰和行政管理。9普世的宇宙之爱，由诸如19世纪的查尔斯·傅里叶（Charles Fourier）等空想主义者们提出，它始终试图阐明如何使爱社会化，从家庭和感性吸引力的领域过渡到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普遍承担的身为人的责任。 傅里叶思想中那些更怪异和极端的方面，也许可以归因于他在那个时代之存在的一种个性，同时也应被理解为这样一种默契的认知：即，普世之爱的观念始终是如此的困难、停留在投射阶段、甚至只是一种幻象，而普世之爱也可以拓展到平等的观念。​

当然，这也是毛泽东副手周恩来的心理活动，他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是否成功时，优雅地认为功过论断“还为时过早”。我们必须把爱视作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融合与混淆的一种激进化。一方面，当撒切尔宣称没有社会这个东西而只有人的时候，她是在为真正的爱作辩护，而不是在某些事关平等的伦理观念的驱使之下、由国家进行补贴的普世之爱。家人和朋友，是一种真正保守的爱。但是回到拉康的表述，当利害关系进一步降低时（比如在撒切尔之后），我们除了情谊和情感上的支持、承诺和善意的谎言，甚至一些可以将之聚集起来的个人的道德准则之外，几乎没有可以给予或接受的东西。撒切尔式的野蛮现实主义知道，国家管理的公共领域没有人能真正地拥有，其实也没有人真的如此需要。但是，就如那些倒下或陨落的暴君们迫使人们去发现的那样，一个叫爱的暴君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