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不被辨识与不可降解——论《风下之乡》

在胡伟的录像作品《风下之乡》中，同期地、相间地回荡着两个第一人称的讲述——分别来自一位被岛屿“囚禁”的男人与一个栖息深海的生命体。​两个声音迂回反复之间，刺破了两段截然不同却又本质相似的遭遇与处境——身份，无从识别、无以指认；身体，无法抵达、无处上岸，他们仿佛宿命般被同质的问题所缠身和困扰。

在前者写给母亲的书信中得知，“我”告别了城市里提心吊胆的日子，准备去“岛”上打工，值得注意的是，“我”被安排跟建筑材料和生活物品装进一艘船上岛，这大概是“我”成为人类以来最没有尊严的时刻之一。岛上打工的“我们”，可以凭借申请IMM13 难民签证，在逗留地20公里以内“自由”活动，可二十三年来，“我”从未离开过这里，不是不想离开，而是无处可去，因为，离岛迎来的也只能是在城市里流离失所。

随着男人的书信自述以及岛民的讲述，影片在顺势层层揭开这些外来劳动力其无国籍者身份处境之时，也浮出了有关这座岛屿的往事——它是一座被买断的私人岛屿，潮汐规律和原始的劳作方式保障着岛屿的经济缓慢而低效地运转。尽管在艺术家给出的多数纪实场景中都在暗示着这里的平静与普通，但一个闪现而过的近乎漫山遍野的墓碑镜头还是恶狠狠地揭开了岛屿的伤疤，仿佛墓碑在埋葬尸骨之际，也一同埋葬了岛屿的殖民与掠夺史，它们同岛上流传的巴瑶人传说一起，稀释进潮湿的空气里。

无国籍者就像是地图之外的星散笔触，是国与国之间彼此拒收的“包裹”， 他们永远无法被国家档案所书写，甚至从来不被这个世界所承认。​在联合国网站可考证的资料中，全球已有超过约一千二百万的无国籍者，至于这个数字在以何种幅度变化，可能没有太多人关心，甚至愈发无法查证，而造成这一局面大多与战争、殖民、领土更迭以及跨国婚姻有关。影片中后半部分透露了在沙巴 的无国籍者形成于一场臭名昭著的政治斗争——马来西亚政客在90年代非法输入穆斯林移民来操纵选举结果的身份证计划（Project IC）。正如谈及有关无主之地的论述时，那些“曾被认为重要到值得为其一战的地方，往往在战争结束后就遭遇遗忘”1阿拉斯泰尔·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地图之外》(Off the Map)，黄中宪/译，脸谱出版，第101页。​，这些无国籍者的先辈不也正如被遗忘的土地一样吗？人的概念被彻底摧毁，而仅仅被征用为一张毫无生命力的幽灵选票。这同时意味着，其后代在出生那一刻起，便在现代国家制度下变得不够完整。

与此同时，来自深海的声音描述着自己的形象与过去——“我”是人类至今无法命名的物种；是鱼类上岸演化成哺乳类又重返大海者；长于岛屿和海洋的交替之间与沙巴隔海相望；伏于海洋之下等待一个冲出水面的时机……尽管这些描述并不能准确勾勒出“我”到底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深海的“我”曾一度与人类各自为营。每一次描述，“我”的口吻都在发生变化，从笃定到蔑视到愤恨最终走向困惑。的确，影片在人类与深海生命之间建立了一种看似“不共戴天”的对垒局面，深海的“我”目睹过墓碑里的真相、残酷与诡计，甚至自己也被默默掠夺过，文明的侵入在影片第一人称的讲述下使得观看者也获得了一种感同身受的痛感。

整部影片的讲述画面，仿若在现代文明与失落文明之间来回切换。​当那些有关外劳的信息一次又一次被深海生命的声音所打断时，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艺术家所关心的，似乎并不全然指向某一特定环境下的劳工问题，倒不如说这种关心是从身份政治扩散到生命政治，从物种的尺度再度回归到人类制度的矛盾。于是，似乎摆在影片中的无国籍者面前更加重大的难题是：在成为一个公民以前，首先如何成为人类？此时吉奥乔·阿甘本的那句“为了成为人，人必须在非人当中辨认出自己。”2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敞开：人与动物》(L'aperto: L'uomo e l'animale)，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4页。​便显得格外振聋发聩。

将二者面临的困境对比来看，便会发现一个近乎针锋相对的描述：无国籍者困于岛屿的处境正是来自于国家制度的拒收，相反，深海生命尽管可以无所顾忌地穿越国界与地理，但却在物种的尺度上不被承认。于是，似乎影片里所建构的冲突与质疑，都最终回返到一个关于认知的问题——人类不能将深海生命揭示为一个确凿的存在，深海生命也同样不能在人类的秩序里以任何方式彰显自己。

对于这样的“先天矛盾”，艺术家则在影片时间过半之际安排了一段极为重要的叙述，即是让拥有相似处境的二者“相遇”——岛上打工的“我”察觉到自己仿佛在密林中被什么东西盯上，随后便被它拖拽至海底，一路目睹到受伤的钢铁、失灵的机械和失踪的身体……甚至，脑中会浮现出“人在水下生活会生出拥有适应海洋的脾脏系统的婴儿吗”如此的问题。或许，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讲述均指向了来自于非人视角的回溯与思考。最后，一阵晕眩，醒来已过黄昏，仿佛自己消失了很多年一样，叙事也就此告一段落。于是，一个无法被现代国家制度所接纳的人与一个人类始终无法辨识的生命之间的默契，就在这样一段奇遇中，被整合进彼此的生命里。而“无国籍者”与“非人生命体”这两种有关于人类叙述的“伤口”仿佛也就此弥合在了一起。

​回想起来，影片中一度出现过多处“上岸”与“离岛”的镜头，这也或将成为让人始终无法忽视的隐喻，因为，对人类来说，上岸是一次新身份得以被接纳的动作；对深海生命来说，上岸则意味其物种得以被辨识的机会。结尾处伴随一段悦耳的音乐，影片在一个也说不清是上岸还是离岛的镜头里结束了，看着远处渐远的岛屿，我猜那既昭示着《风下之乡》中无国籍“我”的故事结束，也铺垫着更加弥远且未完的有关人与非人的叙述。

或许，正是在这些被拒收的身份和不可被辨识的生命之间，才让人们回想起自己是何其笃定地依赖人类的机制。​在有关人性的叙述里，我们或许都读到过“非人般的对待”这样的句子，什么是“非人般”？这听起来似乎颠覆了生而为人的生物学本质——他被对待的程度，已经践踏了一类物种的尊严，甚至动摇了古典的关于人的想象。

事实上，人类边界的问题在愈发复杂的伦理冲突之间从未解决过。如果说赛博朋克式的幻想无数次预设了人机关系的恐慌，那人类在终结之后是否会重新变成动物的问题，则在更加远古的距离与之互补，前者将人与机器的伦理带入当前的生命进程；后者将人与动物的边界直指人类起源。两者的共通性或许正是“后人类”与“前人类”都在“非人”的视角下重新审视过人类自身，这也是为什么影片中艺术家要借用非人生命体的视角来打量由无国籍者身份源头所引发的问题。

基于此，我们再回看艺术家所处理的沙巴，它的历史、它的传说、它之所以形成当前格局的现状都成为了作品中一切叙述发生不可替代的前提。它俨然不仅仅是一处现实地理的背景与形塑，毋宁说是岛屿历史和现状的特殊性创建了一种闭合的关系，使得那些无国籍者只有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才被轻微承认，人的概念与问题才得以在一系列链条中被形塑出来。可要知道，终极的悖论却在于，人的存在，并不该依赖于有形之物啊，这或许才是影片的最后指向。

总的来说，无国籍者面临的困境从表面上看是人类之间的制度关系所造成的结果，而本质上说是动摇了人类存在的完整性。​而从艺术家所提供的近乎让二者既冲突又同病相怜的处境来看，人与非人之间那条不可被降解的边界似乎正裂解为一连串更有“人情味”的虚线，被遮蔽的人性得以在这样一个努力擦除边界的动作中彰显出来。

最后，如果说“生而为人”是一种先天的生物学肯定，那么，人的生物学特质在当前的时间和历史进程中根本不足以将人辨认出来，因为，生而为人是仅仅不够的，还必须有足够的底气保持为人，一个完整的、具体的、且不被动摇的人。保持为人，如其所是，这是最初也或是人类最后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