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变的政治学：柔软、甜蜜、苦涩的腐朽

叙事攸关：我们不需要另一个技术英雄

我们的身体与星球皆窒息于人造的技术英雄神话。富于远见的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她1987年提出的“虚构的背囊理论”中，将那些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主义科技故事称为“线性的，进步的，以同杀戮线平行的时间线为主导的技术-英雄模式（Techno-Heroic）”1厄休拉·勒古恩，《虚构的背囊理论》，（Ignota Books出版，2019年）​。在描述我们对个人英雄主义的痴迷所带来的窒息性后果时，勒古恩引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词汇表》（Glossary），其中伍尔夫将“英雄主义”定义为“肉毒杆菌（中毒）”（botulism）。肉毒杆菌病是一种由肉毒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这种细菌常见于土壤与水中，在厌氧条件下（例如密封的铝罐内）会产生肉毒杆菌毒素。作为一种廉价而有效的食物保存手段，铝罐被认为是工业界克服了自然腐朽力量的胜利。然而，对腐烂过程的人工隔绝，形成了让麻痹性的致命毒素得以扩散的理想环境。同样地，当代英雄主义的无限加速与生产神话创造出了一个禁锢性的想象空间，困住了我们的思维，持续地发酵杀死地球生命的毒药。

技术奇点与超人类主义永生的单一视角是二十一世纪的技术英雄故事。在西方主导的流行科技论述中2包括Stephen Wolfram、Michio Kaku、Ray Kurzweil、Aubrey de Gray等在内的一批科学家与技术专家​，通过生物或数字控制实现永生仿佛已是人类触手可及的命运。然而，正如生物艺术家欧隆·卡兹（Oron Catt）的评价生物技术中对活体组织的开发是“将身体及其机能外包给了某种技术代用品”3奥隆·凯茨与伊奥纳特·祖尔，《无主之肉》，（ Maarav出版, 2018年）​，技术永生只是将衰变与腐烂以过剩的热量、电子垃圾、兆瓦时的能源与飙升的碳排放等形式转移到系统的“外部”。​

这种技术乌托邦话语或否认衰败的现实，或一厢情愿地将之想象为“他者”的麻烦；他者可能是未来世代、日渐萧条的城市与农村社区、地球南部、机器劳工以及其他物种。从传染病毒到森林大火，全球生态、社会与政治经济体系及信息网络的现状，无不提醒我们，在一个行星系统内并不存在所谓的“其他”区域，不存在可以持续承受恶化力量倾泻与转移的“外部”场所。拒绝承认与解决衰变的现实，相当于默许了将衰变转嫁于更脆弱的地区与人口。不朽的英雄之梦掩盖了政治理论学者阿奇里·姆贝姆贝（Achille Mbembe）所称的“死亡世界”（death-world）：一种使得大量人口受制于赋予他们活死人地位的生活条件的社会形式。

当代生态学理论强调生物与非生物、有机与无机生命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流动边界，其中哲学家尤金·萨克（Eugene Thacker）的生物哲学概念对深入此类探讨极有裨益。不同于生物学哲学的传统命题 "什么是/不是生命？"，萨克敦促我们考虑“那些正在变成非生命的生命（becoming nonliving）”，与“外延生命（other-than-life）”4尤金·萨克，《21世纪的生物哲学》，2017年​。有鉴于此，我们视衰变为一种永久的不定形，而正是这种特性使得所有模糊暧昧的生命形式得以汇聚形成一种抵抗、消解单一加速的技术资本主义叙事，生成更多可能性世界的力量。

衰变作为通用语

衰变（decay）：腐烂、分解、退化、损蚀。身体——所有的有机物——变质。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核因放射出α粒子或β粒子而转变成另一种元素的原子核的过程。例句：破损的人行道、坑洞、涂鸦是城市腐烂的标志。谨防牙齿腐烂。有线电视信号强度随时间推移而衰变。

“腐（fǔ）”，来自新华字典：思想陈旧或行为堕落。通过化学作用使物体逐渐销毁或损坏；使人腐化堕落。​

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衰变不仅被赋予意识形态价值，更衍生出丰富的审美意涵。其感官符号（萎缩、腐烂、渗漏、刺鼻的香气等）在西方文化中所引发的禁忌美学，映射出人类对主体完整性的消解及意义崩溃的排斥与恐惧，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这种“贱斥”（abject）的力量体现了主体形成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对异己的激烈驱逐，并着重描写了腐尸作为 "死亡感染生命 "的形象，“介于无生命和无机物之间的模糊地带，过渡性的集群”。5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恐怖的力量：论贱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东方美学则在更大程度上礼赞肉身与物质的瞬时性，典型例子如日本建筑师黑川雅之关于“短暂性”（ka）的论述，有意以侵蚀、破败与腐朽的过程作为审美对象。6黑川雅之，《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河北美术出版社），中译/ 王超鹰、张迎星。​ 衰变的这一暧昧性质，在伊朗哲学家雷扎·内加拉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对腐化的数学分析中得到呼应。内加拉斯塔尼将衰变视作一个不确定的构建过程，既非生命，亦非无生命，而是这些可识别的状态之间的插值，两者之间的无限渐进形式，即 "无限腐烂的微积分"，因而赋予了腐朽的对象一种流动的连续性。在腐化物无限渐进的流动变形中，人的概念变成了苍蝇、黄蜂、植物和真菌之间的平滑梯度，微生物的毒性光谱；“蟾蜍、瘴气、淤泥和人类都成为一个差异场的一部分”。7雷扎·内加拉斯塔尼，《内覆的柔软》，2010年​ 在这个差异场中，不存在完全转化或彻底抹除，只有连续广泛的渗透与展开。衰变的力量恒久地将一切形态从其内部抽离，在此过程中，时间与空间无尽地折叠与塌陷。

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时空力量，衰变将宇宙深渊的梦魇投射在我们个体生命的涡流。艺术评论家、媒体理论家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推测，既然我们能探测到宇宙诞生时的辐射，可以假设45亿年后的爆炸产生的微弱信息波也已经从宇宙尽头侵入我们，并震颤着我们的后现代心灵。8鲍里斯·格罗伊斯，《自我设计或生产性自恋》，发表于e-flux journal，10，2018年​由各自的时间尺度来看，受制于同样的衰变的循环，行星、恒星、星系及整个宇宙，与人类的身体、纤毛虫及藻类无异。如前所述，非西方文化更早地承认了我们的时间性。佛教思想视衰变的力量为无常。在佛经中，具有神性特征的天人，临终时也将出现种种衰相——花冠枯萎，衣服垢腻，腋下汗出，身体臭秽——这一描述将解冻的天身重新抛向尘世机体腐朽的规律，坠入化学物质、电离与微生物新陈代谢的轮回。​

物质（matter）在20世纪丧失其不坏之身。随着元素的最小粒子从核心处爆裂，原本“无生命”之物被赋予瞬间生灭。粉碎的时间衍射、分散，与渗透于废弃景观与活细胞中的放射性物质纠缠成为腐殖的层质。美国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指出，正是粒子的有限寿命使得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成为物理学的新课题，是“对生命短暂性的回应”。即便是没有维度、没有结构的电子，也受困于无限可能的不确定性，任何事件都是“生者内死，死者内生”。9凯伦·巴拉德，《无微不至：蘑菇云、虚无生态学与时空物质的奇异拓扑学》，出自《生活在受损星球上的艺术》，2017年​

没有起源的神话，无限分岔的结局

作为艺术家，我们应该从何开始讲述关于衰变与腐烂的故事呢？这些故事没有起源，没有英雄，只有无数模糊的，粘稠的，蠕动的，浮游的，蛰伏的，肿胀的，蔓延的，无脑、无眼、无手足的身体、孢子与狂乱的微粒。这些故事导向无限分岔的结局，它们是节与结，连缀流动的腐烂之网，编织成勒古恩式的“背囊”。在这个盛满浑浊的多重性的、不断渗漏的容器里，浑身湿漉漉的主人公显得可笑。

这些幽微的呢喃讲述中，我们听见珍娜·苏特拉（Jenna Sutela）与她的黏菌（一种单细胞生物，由无数自主细胞核组成的巨型原质细胞，永无定形的集体器官自身即是其大脑），两种智能融合于2016年的一次表演，黏菌经口腔进入肠道（另一个脑），作为一种消除自我（ego-dead）、成为他者的短暂实验。我们听见萨沙·斯帕施尔（Saša Spačal）模拟菌网编程的世界网络微观节点溢出的声波数据，不断流淌的菌丝信息在机器喃喃的重复中产生了遥远的故障杂音，唱和着地底深处蔓延的植物与真菌编织而成的庞大菌根网络，其中生命腐烂与转化的流动已进行了4亿年。来自远古的黏液霉菌与菌根网络将在无人的地球上存活下去，比人类更精通腐烂的生命形式里，蕴含着我们在毒性四溢的衰变地景里集体共存的玄机。​

以黏菌为代表的原生质体向我们展现了多头集体智能的惊人的复原力与抵抗力，分子性自我生产与繁殖则提供了生老病死与繁殖的替代性的微观政治学，如约翰娜·布鲁克纳（Johanna Bruckner）作品中性爱机器人的化身：海蛇尾（能够通过再生或克隆进行无性繁殖的、形态持续变异流动的多肢星形深海动物），与沃尔巴克氏（Wolbachia）细菌（一种与不同物种交换基因并改变宿主生殖能力的寄生微生物）。10约翰娜·布鲁克纳，《分子性与多态感》，发表于《黑齿》，2020年​ 文化理论学者露西安娜·帕里西（Luciana Parisi）和蒂齐亚娜·特拉诺娃（Tiziana Terranova）已经指出，我们的社会已逐渐转向基于生物技术对生产及优化的控制，在分子秩序运作的层面上寻求更隐蔽的管理模式。11露西安娜·帕里西和蒂齐亚娜·特拉诺娃，《热寂：基因工程与人工生命的出现及控制》，2000年​ 衰变通过永远无法完全捕捉或内化的物质而彰显自身——不可压缩的复杂性与不可简约的随机性，正是这无限的消散与溢出成为其抵抗生物价值彻底资本化的阻力。

在此基础上，是否能采取更积极的立场，将衰变与分解引入生命系统中？安德里亚·凌（Andrea Ling）将衰变过程作为一种核心的设计元素，注入到生物材料中，利用酶、真菌、细菌及其他生物媒介来引导及调节衰变的过程。设计衰变使人工造物得以同步于自然的周期，从依赖资源消耗以及生命可控性假设的采掘式资本主义体系的废墟，孕育出更有弹性的生长系统12安德里亚·凌，《作为设计元素的新陈代谢》，出自Decompose访谈，2020年​ 。这一逻辑可以从单个生物体扩展到更大的生态系统。早在1959年，英国控制论管理学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在《控制论与管理》中想象了一个由生物计算机——昆虫群或是诸如池塘一类的复杂生态系统——控制的自动工厂，前瞻性地指出了在人工系统中引入生命物质与生物体，其内含的随机性与复杂性可能提供突变与生成的潜力。13安德鲁·皮克林，《不可知的科学：斯塔福德·比尔的控制论信息学》，2004年​​

迈克尔·塞邦（Michael Sedbon）的作品CMD即是这样一个生物、算法与政治学的实验，不断优化的遗传算法与持续繁殖与衰落的光合作用细胞群落共同测试各种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组合，这些组合也可以在宏观尺度上进行测试。14迈克尔·塞邦，《生物化信息纪》，出自Decompose访谈，2020年​ 近二十年来以来科技艺术与设计中生物、生态与数字系统杂交的倾向，为研究复杂混合系统中的生命、死亡和衰变提供了新的背景，如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所设计的使得共同演化趋向接近混沌的复杂生命系统（A Life Ahead Ahead，2017），泰佳·布莱恩（Tega Brain）关注环境工程与生态系统优化和操纵的批判性作品（The Eternal Network, 2020及Deep Swamp，2019），安妮卡・伊（Anicka Yi）结合分子感观生态学、仿生生物学与机器智能的新型人工生命装置（Terra Incognita，2019）。

腐烂永不停止

我们不仅在艺术与美学的框架内谈论衰变，更意图强调其作为一种生态与物理的普遍力量，而不囿于特定的道德或政治议程。需要检视我们（无论东西文化中）对于衰败与腐化的恐惧与否认；倘使这是必然发生的，对于其所发生的场所、情境及影响，能否加以更多的考量？例如，集体选择接受病态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衰亡，而不是听任那些由于制度导致愈发脆弱的人们自行腐烂。如当代哲学家、女性主义学者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言，“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远比另一些人更濒临垂死”，人类科技永生神话里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呢？

在科学纪录片《探索未知的边界》（The Most Unknown，2018）中，致力于探测暗物质的物理学家大卫·安格洛（Davide D’Angelo）与在地下洞穴中寻找生命起源的微生物学家珍妮佛·玛卡拉迪（Jennifer Macalady）进行了一场关于已知与未知的对话，结束之际她说道：“我们认为所有这30万亿个物种都由一个共同的祖先演化而来，那就意味着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物种，因为我们知道该寻找什么。但如果还有另外一个祖先，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去寻找什么。”对于衰朽的恐惧结合技术英雄叙事模式，使我们的愿景旋绕于单一的技术加速主义的迷雾中，蒸腾着无限制生产、繁衍而永不腐烂的虚幻欲望。我们必须逃离这个毒素逐渐累积的禁锢空间，将自己重新抛往未知的黑暗。​

也许可以向我们的原质细胞表亲寻求行动指南。即时协调却不并行，在黑暗中感受、摸索，尝试流动的组织形态与随时生发于任意结点的无间沟通，在分散的多头领导下，时时刻刻集体生成与裂变。如何实现去中心化的运动、转变与协商？类似于黏菌，我们也许需要抛弃英雄故事中的自我（ego）与戏剧张力，拥抱情境性知识的广阔多样性，发展出另一种空间/感官智能类型。

衰变更意味着特定系统内部熵的增加与动荡的来临。如露西安娜·帕里西和蒂齐亚娜·特拉诺娃所敦促的那样，“我们必须找到基于伦理而非控制的方法来处理动荡。”当我们承认衰变的事实与变革的必要时，是否能以更细微的路径、更难以预测的方式采取行动，与动荡的涡流玩冲浪游戏？这是一个褪去了浪漫光晕，却仍然充满希望的故事。它要求我们与不同程度的毒性对峙；这场谈判中没有乌托邦幻想与个人英雄主义的席位。当我们跋涉于无所不在的泥泞，腐烂也许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盟友，因为它永不停止。

*文中配图均来自艺术家影像作品《消散无间》（有声视频，11分钟，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