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透明性 II：
确定内外之别的界线何在？

人们该如何调解存在于任何政治形态中的强硬手段，又该如何调解针对任何关系的必要质疑？惟有去真正地理解：任何人，无论是谁，都无法被减化成他所不可能产生的真理。
——艾杜瓦·葛立松，《论不透明性》

在当时的日裔美国人禁闭营中，所有的被监禁者们可以粗略地划分成四种：​ “一世”（Issei）指的是第一代日本移民；他们出生在美国的孩子被称为“二世”（Nisei/Nikkei）；“返美二世”（Kibei）专指在日本接受了教育的日裔美国公民；“三世”（Sansei）则是第三代移民，他们在被监禁期间大多还是孩子。基于这些分类，被监禁者们在安置中心里可以享有的权益会有所不同，并且进一步由各自的职业和其他特权来进行界定，从而相应地发展出禁闭营内部的政治。

只有“二世”会在战时得到工作雇佣的机会——比如迷彩伪装网的制作、圭亚那橡胶的种植——这是政府在《日内瓦公约》中发现的一个能够掩盖强制劳动之实的漏洞。1请参考link中的“Article 50”。​ 工作付出确实会得到报酬，但都只是勉强达到最低标准，其中制作迷彩伪装网的被监禁者们是最早获得报酬的劳工。激励措施在表面上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增长着WRA的生产。学者琳达·戈登（Linda Gordon）在分析多萝西娅·兰格拍摄的迷彩伪装网劳工的照片时指出，

“根据《日内瓦公约》，这些分派的任务和工作是不合法的，因为《公约》禁止让战争囚犯从事强制劳动，吊诡的是，当局往往只雇佣持美国公民身份的被监禁者，以便军方可以声称他们并非战俘。”2琳达·戈登（Linda Gordon）等人合著，《扣押：多萝西娅·兰格以及被审查的日裔美国人禁闭营照片》（纽约：W.W. Norton + Co.出版，2008年），第34页。​

被WRA雇佣去拍摄这些劳工工作的兰格，如艾琳德在《移动图像》中所说，肩负着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再现表征的任务——要把日裔美国人描摹成忠诚的公民，与此同时还要宽恕自己对他们的监禁。”3艾琳德，《移动图像》，第23页。​​ 尽管兰格的纪录有着自相矛盾的本质，“但纪实摄影实践的建立，使得WRA变得透明。”4同上，第41页。​ 不过，就像美国政府对她拍摄的照片进行扣押所证明的那样，兰格用镜头捕捉了WRA不想看到的东西。我在照片中感受到兰格对她的拍摄对象的保护。而且我相信她正是通过一种“不透明”的镜头来实现这种共情——她并不预判眼前的拍摄对象是否会认为自己身受迫害还是想要表达忠诚。与之相反，她让被摄对象正在经历的生活变得有迹可循——从而让未来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去发掘这段美国政府监禁并剥削本国公民的历史。

迷彩伪装网的高产，可能得益于被监禁者们编织手工艺方面的灵巧，也很大程度地归因于他们的自我激励，而当局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可以借战争之名对他们的灵巧才华进行更多的剥削。同时，《曼赞纳自由报》——由被监禁者们自行出版制作的一份报纸，但是受到美国军方的严格审查——被用作宣传平台以激励这些战时的劳动生产。《曼赞纳自由报》会对报酬、劳工人数、生产力水平和配额等情况进行公示。报道甚至会鼓励劳动中的竞争比赛，他们刊发祝词、认可被监禁者们的效忠表现，还把西瓜作为奖品激励每日产量最多的劳工。5《曼赞纳自由报》（加州曼赞纳：曼赞纳安置中心出版，直至1945年）。请参考link。​​

在翻阅《曼赞纳自由报》的档案时，我将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整理汇编到一个共享文档中，并得以审视这些殖民主义的剥削模式，以及将被监禁者们当作劳工的操纵方式。追踪报纸中与迷彩伪装网制作相关的文章时，突出地显现了反殖民主义的理论先驱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用“歪曲的逻辑”所描述的“双重性”，以及“对今天施行殖民化之前先对历史进行贬损的做法”。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写道，

“殖民主义不满足于仅仅构陷那些身处其中的人，或是将被殖民化的头脑中的任何物质消耗殆尽。它以一种歪曲的逻辑，将注意力转移到被殖民者的过去之上，使之变形、损毁、破坏。这种对今天施行殖民化之前先对历史进行贬损的做法具有双重性。”6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康斯坦斯·法灵顿（Constance Farrington）英译，《全世界受苦的人》，（纽约：Grove Press出版，1961年），第149页。​

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利条件，被监禁者们仍然在曼赞纳安置中心里举行各种教育和社会性的活动，包括设立图书馆、举办体育赛事、筹划本地报纸、组织宗教仪式、戏剧演出，甚至发展出了底层的自治政府框架。然而，图书馆里不允许出现日文书籍，报纸受到当局的严格审查和改编，体育赛事受到极端天气情况和设备使用的限制。7请参考 《日内瓦公约》中的“Article 38”。​ 而任何试图组织罢工和反抗的举止，都会很快遭到军方的压制，并以隔离、搬迁、撤销特定权益等方式进行惩戒，甚至发生过警卫对被监禁者的射击。8同上，请参考“Article 78”。​ 尽管如此，日裔美国人仍被要求在整个监禁期间表达出对美国的忠贞不渝，不仅要向军方的相关人员表达这一立场，还要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向美国公众如是表达。在殖民地的语境中，为了重申其中的原住民文化而做出“文化创新”的努力，法农在对这种现象进行批判时写道，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悖论：在一个殖民国家中，最基本、最初步且最无差别化的民族主义形式，就是捍卫民族文化最强力有效的方式。”9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第177页。​

如果我们将原住民这种“悖论”的处境对应到1942至1946年间的日裔美国人身上，那么法农所说的“民族文化”的实质就会变得难于描述。不过，他的分析仍然让我们得以描述美国政府对其公民所施的操纵手段。在2020年的今天，不少主流媒体承认了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针对黑人和原住民的剥削及监禁，但是回到1940年代，有必要意识到这种针对日裔人士的操控机制在当时鲜少耳闻。如今，这种机制被不断地再用，这表明美国针对各个种族都快速地运用了这种非人道的方式，只要这些种族阻挡了白人的进步和资本的积累。如果禁闭营中的人们没有为自己建立任何基础设施，那么对这成千上万遭受痛苦的被监禁者们施行不人道压制的境况就会变得更糟——更何况其中至少一半以上的人视美国为自己的原籍国。​

法农更进一步，将这种“民族文化”描述为由“整个社会的内部外部以及各个层面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形成，这也让我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当我们逐层展开这些史实，就会意识到，是确认内部和外部的领土界限在决定着谁、在何地、可以获得何种公民权益。就这些日裔禁闭营而言，其中所发生的是一个特定的有色人种群体被强制着进行一种特定的文化的生产，而这种文化会系统性地将其遗产的多样性纳入并包含在组成部分中。

让我们再度回到《日内瓦公约》，WRA以雇佣“二世”进行战争生产的行为对《公约》进行规避。《日内瓦公约》最早在1864年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Red Cross）提出设立，以确保能对伤者提供医疗看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9年进行了修订，并在1977年进一步细化，《公约》被确立为武装冲突期间针对平民、战俘和士兵进行人道主义待遇的国际法标准，并且得到了196个国家的认可。

其中的第13条规定是这样写的：“战俘在任何时候须受人道之待遇。拘留国任何不法行为或不行为可致其看管中之战俘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者须予禁止，并当视为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当我们仔细查看日裔人士禁闭营中的被监禁者们受到了哪些保障和公民自由、又被剥夺了哪些保障和公民自由之时，很显然，美国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中的诸多款项。

2015年，美国因为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Guantánamo Bay detention camp）再次被指违反《公约》条款，各种罪行中包括拒绝释放也门籍在押人员塔利克・巴・欧达（Tariq Ba Odah），他因为长达八年的绝食抗议遭受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健康恶化。10请参考 《日内瓦公约》中的“Article 110”，并请参考link。​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在她出版于2005年的著作《废除民主》（Abolition Democracy）中写道：

“有一个普遍的假设，认为在美国境内永远不会发生酷刑，我想这可能是对的。事实上，在那些最早的、关于侵犯关塔那摩军事监狱里在押人员之人权的对话中，政府官员做出了区别对待：离岸区域内允许何事发生和美国境内允许何事发生完全不同。”11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废除民主》（纽约：Seven Stories Press出版，2005年）。第71页。​

在美国，被监禁的移民人数在增加，而关于如何界定酷刑之边界的问题也继续存在。2018年，有396448人被移民和海关执法拘留所（简称ICE）登记在册，其中的242778人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拘留，另有153670人在ICE的执法下遭到拘留。12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拘留所（ICE），《2018财年ICE的执法及拆除行动报告》。​ 此外，全美至少有15个现役的拘留所，其中的许多拘留所根本没有基本设施或提供毯子、食物这些供给品。在此引用一篇2019年发表于《外交政策》期刊的文章：“在拘留移民的禁闭中心里移民可能面临的种种境况，如果放到战俘身上是显然违反《日内瓦公约》的。”13劳伦·苏金（Lauren Sukin），《美国对待移民比对待战俘还要糟糕》，发表于《外交政策》期刊，2019年7月26日，在线版本：link。​ 随着ICE报告被销毁，曾经那些冗长的记录着危害人类罪行的文献让人不得不思考，在美国由来已久的种族偏见、新殖民主义式监禁、剥削、侵占和暴力驱逐的历史中，图像和文字是如何进行书写又是如何被删除的。

在近期的和平抗议活动中，警方多次向示威者们投放催泪瓦斯，美国众议院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几天前的一条Twitter对此回应道：“催泪瓦斯是一种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令人深感屈辱的是，美国的领导人在上周选择对自己的公民使用催泪瓦斯。类似的事情应当永远不再重演。” 1925年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将催泪瓦斯归类为化学战剂，并在《日内瓦议定书》（the Geneva Protocol）中予以禁用。不过，不知为何存在着一项例外条款，允许美国的执法部门使用催泪瓦斯作为针对本国公民的控暴剂。14请参考link。​ 目前，一群国会议员们正在努力立法以禁止警察使用催泪瓦斯。

在回顾近期的纷争时，我想起了发生于1942年12月5日-6日的“曼赞纳暴动”（Manzanar Riot）。当时有大约3000名抗议者聚集在一起，反对逮捕禁闭营中的Harry Ueno，他是当时厨工工会的领袖，同时反对暴力殴打Fred Tayama，他是“日裔美国公民联盟”（JACL）的一员。为了驱散示威人群，军方先是使用了催泪瓦斯，之后向人群发射子弹，导致两人死亡、九人受伤。就“曼赞纳暴动”而言，催泪瓦斯被同时用在了公民和非公民身上，这更是有违《日内瓦公约》的明证。

最后，我想向他们致意：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托尼·麦克达德（Tony McDade）、瑞雅·米尔顿（Rhia Milton）、雷米·菲尔斯（Rem’mie Fells）、艾哈迈德·奥布里（Ahmed Aubrey）、布雷娜·泰勒（Breonna Taylor）、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雷莎德·布鲁克斯（Rayshard Brooks）、奥卢瓦托因·“托因”·萨劳（Oluwatoyin “Toyin” Salau）…… 这是因为仇视黑人和警察暴力执法而丧生的黑人中的几例。我只希望，这些损失能让我们意识到，要继续在我们的社会中将民族意识指向反种族歧视。请读一读安吉拉·戴维斯谈到废除监狱时的思考，她最近在接受电视节目《现在，民主！》（Democracy Now!）的主播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的采访时说道，

“要了解，受暴力保护的安全并不是真正的安全…… 这事关各种议题的互相交叉…… 我们所要求的是一种除罪化的进程，要意识到对安全、安保的威胁，并非主要地来自于那些被定义为‘罪’的事物，而是来自我们的国家机构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健康、暴力、教育等诸多问题…… 因此，对废除刑罚的指向实际上是在重新思考我们的未来，社会的未来，经济的未来，政治的未来。”15请参考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