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还差一颗纽扣：与朱昶全和李明对话

“宇宙相信加密是这种物理定律的一个表现 […] 世界必须如此运作，这并非显而易见。但宇宙以某种方式向加密微笑。”

——阿桑奇，《密码朋克》1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 密码朋克：网络的自由与未来》。​

1. 笑

炼丹者从梦里醒来：还差一个元件，这个宇宙就完成了。但是宇宙具体长什么样子，他/她却记不起来了。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的元件：一颗纽扣。

他/她还隐约地知道：在梦中的宇宙，没有永不停歇的时钟，也没有无形的上帝之手，只有不确定性、机遇和倒错主义者的游乐场，那里永远回荡着笑声（即使这个笑的姿态被人偶的长毛所掩盖）。而笑是为了反对一切阐释。​

但是，笑可以具备某种生产性。释迦拈花，迦叶微笑：发问者和回应者皆以心流的方式对话，笑在他们之间构建起知识性的连结。

2. 狂草

狂草是一种心流吗？在患者看来，医嘱上的狂草就像天书，但任何一位医生的狂草却能够被任何一位药剂师解码，就好像医生群体与药剂师群体之间有一套特定的、不为外人所知的暗号（常常有人抱怨，艺术从业者们总是爱用黑话或者行话沟通，何尝不是同理呢）。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套有别于通用（universal）语言的加密语言。​

当信息和含义被加密时，对于没有掌握解码密匙的人来说，所见所闻只是事物组合呈现出的单一（singular）表象：诸如医嘱的狂草、拈花和微笑的姿态、费解的作品等人类群体复杂思维的表述，抑或蜂群的舞蹈、鸟群的阵列等自然向我们展示的奇景。我们无法看见个体之间信息素（pheromone）的传递，但是我们可以推测，特定个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完全基于一套隐秘的群体知识，并且在持续不断的跨个体传递过程中，这套知识被逐渐加工并趋于丰富。有趣的是，pheromone这个词既说明了昆虫分泌出的刺激同类的化合物（信息素），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法则（费洛蒙）。​

3. 巧智（wit）

我们总是能从比较中获得滑稽的快乐：很少人知道，在福柯读到博尔赫斯的“中国百科全书”的清单时爆发出的大笑之前2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事物的秩序》（纽约：Pantheon，1970年），第5页。​ ，弗洛伊德在读到海涅这行令人困惑的诗句“直到最后，纽扣才从我的耐心的裤子上崩掉了”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弗洛伊德 著，车文博 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 时发出的笑声。这一次，笑向他揭示了被审查和被压抑的欲望。笑是巧智技术的直接产物：粗俗的笑话只会引起反感，所以猥亵（obscenity）只有在诙谐的表述中可以被接受，一个小象征物（比如裤子的纽扣）可以在读者的想象中重新构建为一出完整且直接的猥亵，从而让本能得到满足。4“巧智”这个词的来源有着复杂的背景。约翰·洛克最早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当中提到“巧智”（Wit）：作为一种“观念的集合”，“把相似相合的观念以敏捷多样的手段组合起来，在想象中构成一幅惬意的图景和可视的意象”。在萨缪尔·约翰逊的批评中，英国玄学派诗人大量使用了“巧智”（Wit）的诗学技巧：“把不相似的概念组合在一起，从显然不相同的事物中发现隐秘的相似性”，是“蕴含着和谐的不和谐”。弗洛伊德1905年的《巧智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也提到了类似概念，其德语原文中所使用的“Der witz”一词，有译作“机智”或是“诙谐”，本文采纳的是“巧智”这个译法，指的是最精炼、最富有智慧的诙谐。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几乎是同时在写作《巧智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和《性学三论》。中文版见《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弗洛伊德 著，车文博 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或Sigmund Freud，Wi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1916。​​

与约翰·洛克的观点不同，弗洛伊德通过海涅所理解的巧智本质上是一种无伤大雅的风趣（witty），是失而复得的“已逝童年的笑”，故而与梦的运作有着相同的潜意识结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纽扣以密匙的方式打开了心流。密匙是一种控制性元件，它决定了心流信息的传递与否，掌控着压抑与释放、隐藏与显现、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切换。纽扣也是如此，它可以为人类系上遮羞的衣裤，同样也可以被扯下，暴露出隐藏在衣冠下的身体欲望和无知心灵。

巧智同样是一种兼具破坏性和生产性的工具。我们在过去几年所谓的“后真相时代”中已经看到了权威者是怎样把巧智变成获取权力的工具，以及玩笑是怎样在大众媒介中演化为一种无限循环的资本主义奇观5《特朗普之手：娱乐、手势与奇景》提到了特朗普的喜剧策略。见Hall, K., Goldstein, D. M., & Ingram, M. B. (2016). The hands of Donald Trump: Entertainment, gesture, spectacle.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2), 71-100.​ 。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反权威者是怎样将巧智当作手段，发挥其作为抵抗工具的潜能，例如讽刺漫画和时政随笔，自18世纪起，暴力、恐怖和精神压迫从来未曾夺走过漫画家和写作者的笔杆。​

那么，巧智在其无伤大雅的风趣外表之下，隐藏着一对锋利的爪牙。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之上，巴塔耶进一步把笑的艺术和巧智的技术推进到一切人类思想和行为范畴，正如笑与游戏之间有着深厚的关联，人类在游戏中获得的不是实验性的知识，而是关于人类存在的经验。通过无意识，或是通过笑，某些无法被征服的东西跨越其无力量的表象，找到完全的至尊（sovereign）6G.巴塔耶（G.Bataille），《论快乐与游戏的模糊性》，1958。​ 。

4. 笑的形状

浙江美术馆的四楼展厅内徘徊着两个毛人：一个是玫红色的，一个是湖蓝色的，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两条体型庞大、无头无尾的阿米巴原虫。毛人跪在地上，把手伸到怀里，费劲地掏出了一打纽扣，像是在占卜一般，将这些小物件随机洒落到地上。然后他匍伏在地上，清点并排布出某种构型。毛人盘腿坐在地上，穿过毛发的缝隙，透过纽扣的孔眼观看。毛人把纽扣递给观众。毛人缓缓地走动着，一动不动地瘫倒在展厅一角。毛人出现在一楼大厅（仿佛是完成了从四楼展墙上安装的跳水板往空中的一跃，但这一跃的动作却是不可见的）。毛人斜卧在大厅中央的蹦床上，就像是刚刚停下运动的胸脯，徐徐呼吸着，缓缓起伏着。​

这是一对哑巴，没有对话，没有自言自语。因为躲藏在毛人躯壳里的艺术家们（朱昶全和李明）已经把他们的意图注入到事先提炼出来的图画、字谜（巧智的副本）和现场种种倒错的行为中，他们的姿态凝结了默片时期演员们的重复性、象征性和无意义特征。

弗洛伊德认为，模仿是孩童们最好的艺术和游戏的驱力，长大之后，这种天真的权利便不再属于他们，因此模仿滑向了滑稽（comic）。借助于替代、凝练、语言游戏、移置和荒诞、错误推理、类比和疏漏等巧智技巧，他们完成了对理性禁忌和观念形式的一次高度节省（economize），以及对精神和情感能量的一次有效利用（economize）。因为被压抑情感能量的释放导向的是滑稽的快乐。7《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

但是，一次性的滑稽或许只能打开潜意识版图的一角，重复上演的滑稽才能切入政治意识的空间。他们当然不是第一组把自己装在人偶套里的艺术家。我想到的是彼得·菲茨利与大卫·怀斯（Peter Fischli and David Weiss）在四十年前合作的第一件影像作品《最后的抵抗之处》（The Point of Least Resistance），可以被看成对当代艺术系统的一个大玩笑，或是一则寓言。这个瑞士艺术小组亲身扮演了想要在加州艺术界淘金的一只老鼠和一只熊猫。作品的开端充满了二流黑色小说的气质，描述了来自草根阶层的一对小人物试图通过当代艺术进入中产阶级生活和文化世界但反被追杀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一部芝麻街版本的法斯宾德电影。在这位“老鼠”看来，刑事探案与艺术创作没什么两样，因为真与美的探索是同构的。当他调查某位当红艺术家的谋杀案件时，逐渐接近谋杀与创作真相的他也变成了下一场谋杀的对象。这段故事中最美好的部分，或许是历经磨难之后，两只动物再次缔结友谊的时刻。陷入酒精和绝望深处的动物们驱车远离了城市，来到郊外的山顶，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之后，黑暗吞噬了远处的都市，却点亮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看到了——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地球的另一端正在发生的旭日东升。

对瑞士艺术小组的这件经典作品的描述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部分发生在今天杭州展厅内的事情（或许恰恰相反，成了印象里的画蛇添足）。“最后的抵抗之处”的对象和主语是模糊的，但模糊性足够为无意识的小偷、梦境的后台和孩童的游戏撬开一道可被思考的裂缝。他们的抵抗方式并不直接，反而有些可疑：逃跑并躲藏在酒精里，或是转身走向数学或玄学，或是最终回到梦中，翱翔于城市的上空。

在这两对艺术家之间发起跨越时空的对话或许有些唐突，如果说他们的叙事元素有着某种重合性，或许是其世界观的同构性的必然结果。正如笑与玩笑无法被全盘计算，巧智不应是非理性的、臆想的产物，也不应是普世价值的体现，否则必将落入政客的智囊袋和无限扭曲的大众传播链条之中。笑的形状可以是轻浮的羽毛，实质应是沉重的枷锁。​

5. 二与无限

但在《狂草狂草》展览中，朱昶全和李明是以不同的媒介身份伪装（simulation）在场——除了玩弄纽扣、挑逗围观群众的红色和蓝色人偶，还有画作中向南搏斗、向北拥抱的红色和蓝色男子，或是影像中两台以不同的匀速摇头晃脑的风扇，均呈现为一种二元结构——流动的二元，两者时而对立，时而相似。

另一对二元的基因则铭刻在作品的体内：时间与空间体系、混沌与秩序、局部与整体……这些辩证概念以螺旋图式和抽象符号的形式向无限延伸——既出现在《最后的抵抗之处》的画面中，也出现在《狂草狂草》的展览空间中。它们与封闭系统内的二元博弈（game）无关，而是极性游戏（play）制造的流动空间。​

对《我伪装起来了，就在你面前》与《烟士披里纯，第四章：缝》中所构建的表象世界来说，我们所能看到的事物都可以被视为我们本质的一部分。“二”可以且必须成为“多”甚至“无限”。

但同时，无限衍射和无限游戏也带来了困惑和不安。李明曾经向我转述过这么一个笑话：一个从没吃过洋葱的人，满怀希望地，一层又一层地剥开洋葱的皮，但他剥到最后也没有找到“果肉”……对于创作者而言，如果作品不是消灭困惑的场域，也许本就是养育更多困惑的沃土。但在重重困惑和加密堆砌而成的高塔面前，在“多和无限”之中，如何才能不落入虚无，如何才能保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表述模式？这是冒险家们需要去应对的问题。

对于“二”的理解，或许可以从他们称作“互文”的视觉亲和力关系开始：比如历经27回合对某个抽象图形的默写和临摹工序所炮制的系列绘画《无限枚举》，展厅中央镶满手稿复制品和攀岩模块的柱子及另一个展厅相同位置上垂悬着的透明长条水管，甚至是影像、数字图像和装置物的庞杂形态之中反复出现的圆形或球状物……互为镜像又显露出差异性，既包含双重个体之间的相互投映，也包含个体对世界的独特反射。​

此外，无论是在影像矩阵中还是在文字迷宫中行动的冒险家，都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性难题：在理性与想象力、逻辑概念与可感表象等二元对立观念的思辨战场中，可表述的内涵与可感的现象总是处于无法分割的胶着状态。在这两个案例中，为了构建现象的可表述程式，为了找到可以超越偶然性的绝对性，两对艺术家均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数学和程式。但艺术家与理论家不同，他们所提供的是另一种解决方案。

最终，无论是厮杀27回合的系列绘画，如孪生子般“存在”的个人创作，还是“回环”状的空间结构，都走出了思辨的战场，直接回到纯粹现象和纯粹感知的现场，以事物不可思考的全体性和“整体性”的表象的方式呈现。无论是在菲茨利与怀斯的影像中，还是在朱昶全和李明的影像中，数学、符号和程式，与伪装、梦境、倒错或翱翔的姿态——在今天，尼采曾经赋予我们的那顶可以帮助我们“在道德之上翱翔和游戏”的小丑之帽需要被更新8尼采（F. Nietzsche），《快乐的知识》（The Gay Science），复古书籍，1974。第107节“对艺术的感激”：“需要一切傲慢的、轻浮的、舞蹈的、嘲讽的、稚气和受祝福的艺术，以便不失去我们的理想要求我们对事物的自由支配权”。​ ——共同包裹着我们的感官，夹带着我们与这个封闭的世界游戏说再见。

6. 未命名的图形​

在这个实则充满了漏洞的演绎或推理世界中，由于“信仰之跃”（电子游戏世界中“刺客们”的普遍信条）的存在，所以事物（比如《老师老师》影像中悬浮的扣子）得以逃脱重力的桎梏，以一种“神秘”或是“加密”的方式在我们的视野和经验中“存在”。​

而他们所创造的那个未命名图形，似乎代表了这样一种隐秘的知识。由于主动脱离了图像与语词之间的粘着和共谋状态，在图形尚未演变成通用符号，尚未被特定术语所代表的情况下，构成了一个隐藏在普遍多样性的皮肤之下的绝对之物。这是一种在不可理解或不可知的情况下，仍能接触绝对之物的途径。而接触的中介可以是一只百目猴，是某个未命名图形，是一颗名为“阿莱夫”的小圆球，是稀罕物的集合体“扎伊尔”，是任何球体，是任何圆，或是一颗纽扣。​

“我们会全力出击，照亮前方，纵向发射（We will start a bang, right up front, vertical launch）。” 其实事情就像彼得·菲茨利与大卫·怀斯所说的那么简单。你得先给孩童一颗纽扣，因为他能带来的，不止是一个世界，而是许多个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