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忧郁，离散

“超大建筑在它们眼前投下自身毁灭的阴影，它们在被设计出来之时，其此后作为废墟的命运即被注定了。”温弗里德·泽巴尔德（W.G. Sebald）作品《奥斯特利茨》中的主角说。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圆明园的建筑师一定很有眼光，因为约里·格平（Yoeri Guépin）指出，与总是“用木头……和竹子制成的”的“中国传统建筑”不同，西方宫殿经历漫长的时光而屹立不倒，成为“所有的破坏[中]……唯一的幸存遗迹”。

格平的视频散文《圆明园》讲述了这座宫殿被毁的故事，其中包括对“200万件文物是由额尔金伯爵和法国军队掠夺”的描述。但格平也在视频中披露，“更大一部分是由北京人自己掠夺并卖给外国人的，他们知道清朝文物能卖个好价钱”，而这一事实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被略去，这反映了中国大陆的历史记忆状况。​

这些藏品具有特殊的珍贵价值，因为它们见证了中国与欧洲相遇早期的暴力时刻，但这种二元形式（强调不同帝国之间的冲突）忽略了当地民粹主义者对封建生产模式的反应，这种生产模式给大汉族主义者关于国耻和克服国耻的叙事造成了困扰。这一类故事搅起了怨恨的余烬：这位艺术家叙述说，他看到一个小女孩一边朝废墟扔石头一边大喊：“杀死法国人，杀死英国人。”

它们也助长了艺术史式的复仇：从2010年开始，瑞典、挪威和法国的博物馆开始遭遇针对来自中国的无价珍宝的抢劫。一些机构看到墙上的字迹，争相宣誓效忠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在第二次成为盗窃的受害者后，挪威伯尔根城艺术博物馆（KODE Museum）举办了一场归还从圆明园窃走的汉白玉石柱的大秀，以换取中国房地产大亨、印第安纳·琼斯式冒险家黄怒波的160万美元捐赠。黄怒波称这是“尊严回归中国人民”的时刻。1帕尔默·W.亚历克斯，“伟大的中国艺术大盗”，《GQ》，2018，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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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塑造废墟的方式。大体上来说，法西斯主义者讨厌废墟。希特勒的核心圈对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的建议感到愤慨，因为他主张在修建德意志帝国的建筑之时，便应该将它们一千年后的样貌纳入考量。精明的修辞学家施佩尔指出，他实际上是在尽量减少而非制造倾颓之感——哪怕是被摧毁，他设计的建筑也不会留下二战废墟中常见的丑陋、锈迹斑斑的铁杆，相反，它们会如倒卧的罗马立柱一般优美。2阿尔伯特·施佩尔，《在第三帝国内部》，伦敦：球形图书，1970年​ 未来主义流派们（The Futurists）可能对施佩尔的新古典主义嗤之以鼻，但他们和他一样对铁锈深恶痛绝。

正如艺术家何子彦所说的那样，日本帝国喜欢歌唱“铜墙铁壁、海上的堡垒、皇国的光辉”。这些语句来自《军舰进行曲》的歌词，这是何子彦在《绝境旅馆》中发现的几件文物之一。《绝境旅馆》是一件探索战时通敌者在想法和行动之间两难处境的视频装置，其中有两个人物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京都学派的成员田边元。京都学派是一个哲学家的小团体，试图通过融合禅宗和现象学来超越笛卡尔的怀疑主义——在这一思想成为日本帝国战争的理论依据之前，它都是无害的。田边元最初谴责他先前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与其纳粹主义之间有着存疑的联系），甚至表达了对唯物主义的同情：在何子彦的引用中，田边用一个具有近乎辩证法意味的形象来解释历史的变化——一朵“浴火的莲花,这就是现在”。

但在某种程度上，田边推论的跳跃性令人费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它缺乏对“复活与统一”的信念。他甚至进而宣布，人类社会和禅宗的绝对虚无应该通过民族国家（nation-state）来调解，而日本正是民族国家的“最高原型”。3克里斯托弗·哈丁，“论虚无”，《Aeon》，2014年，link​

第二个人物是小津安二郎，他在日本投降后得以逃脱了左派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低调的沉寂：这位导演从未提到，他曾是在中国犯下战时暴行的毒气部队的一员（这一事实是在他死后，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发现的）。此外，当小津驻扎在新加坡（这也是何子彦的故乡），负责制作一部关于日本颇具争议的盟友钱德拉·博斯（Chandra Bose）的纪录片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电影和打网球，并最终于1945年销毁了剧本和胶卷。他最具爱国主义情绪的电影《父亲在世时》（1942）中的民族主义内容后来也被删除（尽管何子彦没有提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审查机构应对此负责）。4link​

那么，这些是内疚和忏悔的标志吗？何子彦并没有让小津如此轻松地摆脱困境，他引用了导演最后一部电影《秋刀鱼之味》（1962）中的一个场景，这部电影的主角是帝国海军的一名前上尉，他假装告诉他的前士官说，日本输掉了战争是件好事，结果回到家却和着《军舰进行曲》的曲调唱起歌——下属士官在他们聚会的酒吧里让老板娘放的正是这首歌。

这位父亲犯下了双重的罪：他将复活已消亡之物的欲望隐藏于一位老人的怀旧之情下，而正是这第二次、更严重的冒犯促使他的儿子叫他闭嘴。但沉寂并不意味着忏悔，前帝国浮动的海上堡垒从此变成了生锈的废船，这意味着小津的主角发现自己像泽巴尔德笔下的流浪者一样陷入了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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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说，忧郁(melancholy)是一种长期的悲伤，它源于拒绝接受失去之物已真正丧失的事实——我们爱的对象已离开我们，而无法达到我们那不可能满足的标准这一事实。因此，我们反过来折磨自己：恋人们戏剧性地哀号着说他们不想振作起来，他们活该承受痛苦。

保守派很容易染上忧郁。2014年，安倍晋三在参观东京靖国神社时的行为短暂地昭示出这一点。靖国神社是神风队飞行员承诺在完成自杀任务后会面的地方。这位首相曾试图重新对日本进行军事化改造，但他失败了；他现在向神社里的“昭和烈士”道歉，其中许多人是战犯。5《靖国神社：日本前安倍晋三访问有争议的纪念馆》，BBC，2020年​ 但是安倍故意无视了一些飞行员丝毫不爱国主义的死亡方式——他们在军营里闹事，迫使己方的飞机坠入大海，甚至回头扫射他们的指挥官。6克里斯托弗·哈丁，“论虚无”，《Aeon》，2014年，link​ 他的参拜实际上暗示着，他，而且仅有他本人，应承受全部的责难。​

但在上个世纪，忧郁对左派的打击尤为严重。但这一切与这个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词语原初词意中暗示的“幽默”或天生气质无关。这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左派失去的东西最多——社会主义政府、工会、马克思主义理想、非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想象——这足以让天使掩面痛哭。

然而，我们对这种破坏感到的悲伤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一股政治保守势力？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德国魏玛的社会民主党人身上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让自己的计划适应他们所处的新的危险时代，而是顽固地坚持他们过时的渐进主义信仰，允许右翼势力巩固自身权力。7瓦尔特·本雅明，“左翼忧郁”，《魏玛共和国资料手册》，第1版。安东·凯斯，马丁·杰伊和爱德华·迪门伯格，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

我自己也有着这样的悲观情绪，并因此而感到内疚。我记得我曾向一位中国朋友抱怨过，市政府一口气把胡同改造得一团糟，而北京人似乎对他们的建筑遗产毫不关心。这位朋友打断了我的话——她说，她讨厌关心废墟胜过关心人的西方人。她补充说，如果他们在日常行动中投入哪怕一点点他们声称自己对这座城市抱有的关怀，他们的抱怨会更有说服力。

她的话刺痛了我，但她说的是对的：当很多左派们犹豫不决、摇头叹息时，敌人怀着强烈的激情投入了行动。所以他们赢了，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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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忧郁僵局的一个方法是，让人们再次为被征服的死者感到悲伤——死去的人不仅被剥夺了生命，还被官方历史剥夺了对其存在的认可。“把逝者引渡回来，”韩国诗人金惠顺说，“[他们就]与我们在同一个时空共同生活。”

金惠顺的声音是简·金·凯森（Jane Jin Kaisen）的电影《离散的社群》中众多的女性声音之一。电影叙事的中心是朝鲜萨满的监护神，朝鲜国王和王后的第七个孩子钵里公主（Barigongju）的故事 ，她“一出生就被放逐，只因为生而为女”。在故事的大多数版本中，钵里的母亲对自己仍未能生育出一名男性继承人感到失望，她将新生婴儿放入一个石头盒子中，并将其交付给横跨生界与冥界的黄泉河。

凯森很快就偏离了儒家对这个故事的解读，儒家将钵里描绘成一个孝顺的女儿，在被遗弃后，她得以幸存下来，却选择回来治愈了她垂死的父亲。在她对这个故事的复述中，钵里成了离散者的转喻。她最初的失去让人回想起一系列其他的事情：朝鲜和韩国；家园和难民；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钵里正代表了凯森本人：她是被丹麦家庭收养的朝鲜裔，而她的出生地济州岛正是1948年4月3日反对朝鲜半岛分裂武装起义的发生地。

这一武装行动部分由韩国工党组织发起，并遭到李承晚政权的残酷镇压，该政权杀害了数万名平民，然后试图将他们从历史中抹去。政府在承认自身罪行方面向来极尽拖延之能事。1978年，朴正熙的情报机构对发表大屠杀题材小说的玄基荣进行了严刑折磨。8达里尔·库特，“我和玄基荣共进晚餐”，《济州周刊》，2012年，link​ 直到2003年，卢武铉政府才正式为军事行动道歉。在其间的数年里，保存历史鲜活记忆的任务落到了“记忆先锋派”的肩上，比如凯森电影中的主人公，萨满高顺安。

高顺安的身世简单得令人心碎。她的父亲在镇压中被杀，被扔到有“160人的尸体堆”里。她和她失去了土地和房子的母亲都经历了萨满教唯一的仪式：被遗弃。

我们看见高顺安忧郁地穿上她的礼服，然后拥抱凯森，传递着艺术家已故祖父母的话语：“哦，我的孙女！哦，你在擦眼泪……你的眼泪化为怨恨之水在天在海。无身之鬼，你看不见我，我却能看见你。爷爷看着你……你爷爷我因为济州四·三大屠杀心中怀恨。我被捕，被迫害被当成罪犯。那时候我躲进别人家里，我活了下来，没有死。”

但是当高顺安结束仪式时，凯森正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当两个女人都转过身来，擦拭眼泪时，萨满对着屏幕外的某个人要求“请把我说的话翻译给她听”。看着凯森在期待和困惑中扬起眉毛，我们意识到这位艺术家并不会说韩语——毕竟，她是丹麦人。然而，我忍不住感到一种摧毁性的悲痛，想起了我自己并非出于自我意愿的移民经历，想起了每年和祖母通电话时忘记更多单词的痛苦。

然而，凯森避免了离散文艺作品的主要陷阱，即他们对失去之物的怀念，无论这失去之物是被“多元文化”同化的陈腐戏剧中的“白人性”，还是寻“根”神话故事中的“亚洲性”。

可以肯定的是，她的许多受访者都深受这种忧郁的困扰：一位韩裔美国人解释她74岁的母亲是如何不断地“消化那种‘我的家在哪？’的情绪”的。她的故事展现了移民生活的不均衡性：例如，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比与他们同时期来到这里的东亚移民更早成为“白人”。（直到今天，东亚移民还确信，“下一个”就到我们了。）他们是通过学习白人至上主义来做到这一点的，而白人至上主义的目的正在于警告我们生物政治归属的危险。9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爱尔兰人如何成为白人》，纽约：Routledge，1995年​

成为当地居民的愿望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这意味着离散生活总算到头了。然而，更紧迫的任务是要问：何种形式的民族归属（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世界公民）可以避免下意识的本土主义和强制的效忠模式？我们如何超越对祖先家园满怀忧郁的眷恋，而不仅仅是用一套种族神话来替换另一套？最后，那些已经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的人如何抵制将“长着外来人的脸，孤儿的脸，难民的脸”的人们视为金所说的“垃圾”的冲动？

只有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才能像钵里一样，达到一种“彼此同在的离别”的道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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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推特上流传着一个笑话：自由主义者宁愿将五角大楼更名为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战争中心，也不愿结束警察暴力。10link​ 嘲笑掩盖了愤怒和绝望：往日，康巴希河集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曾从黑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吸取教训，以辨别出他们经历的、环环相扣的压迫——彼时，似乎无人愿意对这些压迫进行探讨11安吉拉·戴维斯，《读者安吉拉·Y.戴维斯》，约翰·威利（John Wiley），1998年，第313页​ ；而如今，这样的宁静岁月已经消逝。其后的数年里，他们所使用的修辞被越来越右翼的民主党机构挪用，并被抽掉了其中的唯物主义内核，然后被用于攻击社会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移民与和平主义者。

今天，情况更为严峻：不仅是中间派，还有极右和中国的小粉红，都以身份认同的语言作为武器。12温迪·布朗，“抵抗左方的忧郁”，《边界》2 26（3），19-27​

身份认同政治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唯心主义的指责。凯森对钵里的解读让人想起朱迪斯·巴特勒（她是黑格尔派）关于安提戈涅试图救赎其蒙羞的兄弟的作品。13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主张：生与死之间的亲属关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 据《雅各宾报》报道，巴特勒在2019年向贺锦丽（Kamala Harris）捐款时被当场抓了个现行——尽管后者身为黑人、亚裔美国人和女性，并因此赢得了“身份彩票”，但她仍然允许通过了一系列损害其声称代表之人利益的政策。14丽莎·费瑟斯通，《激进学者的现状》，2019年，link​

对巴特勒和凯森的双重打击是，左派们为空洞的身份认同行为想出了一个朗朗上口的新名字——他们称之为“行为艺术”。

《离散的群体》仅仅是“表演性的”吗？事实上，凯森几乎没有阐明济州岛紧密运作的物质关系，济州岛是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倒数第二的贫困地区。她很少谈到高顺安的生活条件，她从自己的劳动中所能获得的报酬，以及她和那些为担任选举候选人的政客提供咨询的著名萨满之间的不同之处——这些政客的激进主义值得怀疑。15朴俊明，《韩国萨满教在当今时代找到新的生活》，路透社，2012年，link​ 她仅在一处以一种相对随意的方式提到了“阶级”这个词。

但是呼吁更多的物质层面上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摒弃身份认同。这不仅仅是因为身份认同的不平等性会导致少数群体失去经济平等，甚至他们的生命。这还是因为，在世界的某些地区，这样的认同行为仍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丙子战争、李在守叛乱、汉字作品叛乱、吴大贤叛乱、尚州天主教叛乱、济州岛四·三事件、智异山武装镇压、丽水事件、南洋船难、四·一九运动、五·一六政变、六·六事件、双十二政变、世越号船难”——高顺安背诵的一连串灾难具有相当强的威胁性，“有一次，村长给警察打报告。有三天我们不能作巫祭。”

在这里，表演是极其严肃的。毕竟，抛开它所有的缺陷不谈，凯森的电影是绝无可能在中国大陆被创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