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

几个月前，和朋友夜晚聊天，从香港艺术家的实践和近期在Asia Society的群展说到香港60、70年代报刊中泛滥的暴力事件：炸弹、抢劫、谋杀、纠纷……。这些文章篇幅简短，叙事冰冷。我们猜测着当时的社会凶案何故如此密集，且报导如此短促。毕竟在我的印象里，耸动的社会事件总是值得大书特书并且灌注汹涌情感的——何况是在商业导向的香港社会。在对情感和事件的推敲中，我想起在中国大陆90至00年代几乎是家庭标配的《知音》杂志。在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知音》总和一批家庭/女性杂志一起摞在妈妈的床头。杂志吊诡又合拍地堆叠着家庭的温暖、社会的阴暗和艳情的危险。文章里交杂的奇情和温情总能引人不断读下去，颇似现下“抖音”、“快手”这类线上平台中的情感语调，和它们空洞又难以摆脱的吸引力。​

回忆的催动下，我买了本1985年的《知音》创刊号，想探寻这本90至00年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女性杂志的历史轨迹。80年代初期，处在政治经济改革下的中国推行了《新婚姻法》，似乎意在召唤家庭登场成为后集体主义时代社会以及情感的基础单位。自此，全国各地妇联开始了创办情感刊物，以重拾女性与家庭讨论的热潮。其中《知音》便是湖北妇联发起的刊物，刊名则来自伯牙子期在湖北汉阳“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

延续琴音与知己的隐喻，初刊卷末言明杂志旨在拨动女性读者心弦、以心连心。相比起《知音》在90、00年代的“激情”书写，初刊的“曲韵”相较含蓄，文章篇幅更短，各个栏目的讨论主旨清晰。有意思的是，在刊内文章的彼此並置之下，仍可以感觉到暗涌着一股摆荡，它们或许隐隐折射着历史的情绪波澜，也预示着当代的情感浪潮：

杂志开篇的“当代女性”专栏讲述职业女性敬业爱岗、不再以生育为重的新价值1“女刑警队长”，p4; “当代妇女生育观念的新变化“， P7​ ；而两则“结婚前后”专栏的故事则劝告妻子们勿被“勇敢独立的’新女性’”口号所迷惑，不要轻易因为第三者插足，而放弃家庭来之不易的真情。

“妇幼不可欺”专栏讲述了两场家庭暴力，第一则故事中，朴实的山村妇女秀芳被当上医生、恋上情妇的丈夫昌平密谋毒杀2《妻子猝死之谜》，P8​ ；第二则中，农村少女江某则在买卖婚姻中被“丈夫”及其同伙强暴3《兽行肆虐在新婚洞房》，P10​ 。

另两则“结婚前后”专栏的文章并置了两个意见不乏相左的爱情指南：李珍如与家人介绍的对象朱正国恋爱后，始终坚定道德立场，拒绝朱的物质诱惑和身体攻势。两人最终决定分手，而小李则“护了自己的贞操、（她的）纯洁也一定会赢得真正的爱情”4《她用理智净化了爱情》，p16​ 。但在《高傲赶走了我心中的“王子”》5p17​ 中，一位姐姐则写信给妹妹，分享自己曾经因为傲慢使恋人误会、错失爱情的懊悔经历，劝告妹妹高傲在爱情中只会带来伤害爱人的苦果：“姐姐已经吞下了苦果，你绝不能重蹈覆辙啊！”

这些故事里，在爱与不爱的伤害、矜持与主动的拉扯、背叛与原谅的徘徊之间，可以看见爱情与忠诚的道德准则、自由与解放的现代精神、家庭与妥协的儒家传统在女性亦步亦趋的身体内来回地撕扯。刊末的一篇科普译文“适时”地介绍了“少女常见的心理疾病”6p29​ ，涉及的病症包括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青春期精神分裂症、病态人格——在前文充满撕裂感的并置之下，这些女性的“疾病”显得再“自然”不过，她们被赋予的多重的劳动和美德（勤恳奉献、自主自立、忠于爱情且拿得起放得下）似乎天然地定义了她们的病态。​

“心理疾病”与女性及爱情的历史关联其实早在中国1920年代的启蒙运动期间就已经深深交织。彼时的许多女性写作，例如丁玲的早期小说，便是持续地围绕着女性“神经衰弱”的人格展开。新文化运动推翻封建、与传统家庭系统决裂的激烈姿态中，曾经作为依附角色的妇女被赋予了“新女性”的主体性，成为“自由恋爱”的代言人。欲望与情感既是她们人格的全部，又束缚着她们的自我探寻。于是丁玲小说中的“新女性”们总是起着英文名字，她们情绪化、被视为“感情狂”，有着放纵的情欲，也充满莫名的痛苦——她们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类中国“玛丽苏”7当代流行文学中虚构、理想化的女性主角​ 的雏形：被莫名推上主角高台、获得喝彩的同时，亦始终在幻想、遗忘、政治运动和不确定的自我之间来回挣扎。20年代末期，丁玲终于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为她“神经衰弱”的女性主角找到了人格的锚点，开启她持续的“革命+恋爱”写作。然而在半个世纪的革命及运动之后，被改革开放再度“解放”的女性主体又一次在《知音》的心弦撩动下走进了埋伏着“心理疾病”的现代家庭。丁玲早期文学里拥抱爱欲、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性主角也又一次浮现在90、00年代例如安妮宝贝、卫慧、棉棉的女性写作里——而这批在近年里都渐次走向远方、道法和灵修的女作家，是否也经历着某种与丁玲平行的“解放”与规训？在一次次的人性解放和情感革命中，情感故事承载着不同的政治和意图，化身成似曾相识又不尽相同的教化书写（Bildungsroman）。女性和爱情，正像拉塔·马尼（Lata Mani）对殖民时期印度社会中关于女性与传统讨论的观察，“它们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只是话语的场域”。8拉塔·马尼, 《争议的传统：殖民时期印度关于萨蒂的争论》, 1989​ 1920年代早期，黑幕小说连载在上海报刊中流行一时，其中一则《十姊妹》，讲述了一个年轻女性在大都会误入歧途的“经典”故事：女学生叶题红被同窗姐妹设计，在上海臭名昭著又鱼龙混杂的夜花园里邂逅了英俊的拆白党蔡伯当并坠入爱河，继而与殷实的家人断绝关系、取消原有婚约，最终被骗尽财产，悬梁自尽。9海上漱石生，“十姊妹”，1918​ 在杂文《再论“黑幕”》中，周作人分析了黑幕小说对社会现实与道德的种种“昏乱”表现，但也正因为这类小说在道德、人生观上对现代中国社会心理的迎合，他认为黑幕小说亦“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

大半个世纪之后，曾经满布於小报的黑幕小说还魂在了《知音》这本“多年稳居国内期刊发行量第一、世界第五的位置”的情感/女性刊物中，也将80至00年代“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的场域及线索定位于当代情感与爱所勾勒的图景之中。1989年一期《知音》的文章《空中小姐失踪秘闻》则讲述了一个与《十姊妹》并无二至的故事：漂亮的空中小姐方静因为虚荣，与男友分手，爱上了台湾富商，计划共同私奔至澳洲结婚。在民航大队的介入下，逃至广州的方静终于被警方拦截，并发现富商早已结婚，她“失声痛哭：完了，一切都完了…”。10“空中小姐失踪秘闻”，《知音》，1989年6月刊​

《知音》虽已被视为旧时代的产物，代表底层趣味，颇受主流文化鄙夷，但它的余韵仍旧绕梁不散——例如它代表性的煽情章回体标题至今已数码化于诸多流行的网络小报乃至時政媒体，它的回肠荡气的煽情语气也在某程度上定义了中国社会私人乃至公共事件的叙事腔调。这些曾经萦绕在我们身边的家庭和情感故事、深情又起伏的语气，或许也仍旧回荡在我们的家居空间和街头巷尾，编织着亲密与公共的关系、情感与政治的语言。毕竟（女性的）“知音”与“和谐”（的社会）早是琴瑟合璧——情感与权力，在我们所处的空间里，总是高山流水，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