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性与多态感

编者按：

《黑齿》杂志与现代汽车文化中心联合呈现针对展览“AI：爱与人工智能”的相关文章。本系列共有三篇，本次推送为第一篇，是参展艺术家约翰娜·布鲁克纳为作品《分子性》所撰写的文章的译文。

在展览“AI：爱与人工智能”中，约翰娜·布鲁克纳展出的作品《分子性》呈现了一个提案，以应对我们所身处的压抑的二元世界；这个世界以具体的空间结构呈现在了北京现代汽车文化中心的展厅中，它指涉左/右、喜欢/不喜欢、男/女等等一系列二元的关系。凯伦·巴拉德对量子场论的挪用是这篇文章的重要资源，并构成了艺术家对一个网络化世界的新想象。现实被设想为量子纠缠产生的连续体，在其中主体可以作为微观-能动者在分子层面共存。因此，一切物质处在不可分离的纠缠中，既能触及自身的无限他异性，也能意识到自身对他者的无限责任。借此，影像中的性爱机器人包含了不同微观-能动者的意象，试图在纠缠中消解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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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生物学家看来，当下就是性实验失败之后的结果。1埃本·柯克西，《酷儿爱、性别偏移的细菌与人类世之后的生命》，《理论、文化与社会》(2018年6月3日)，第205页。​ 本文阐述近来分子化（molecularization）身体概念如何在感性的重新分配中结晶。快感与知识的资本化以及流动性、全球供应链的扩张、物流信息运算、行星尺度的共享经济以及生态系统的演变——这些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得益于分子研究、荷尔蒙和力比多生物学、病毒学与性／设计的进步，并且标志着世界政治构型中的人际关系。它们增强了人类身体、分子身体，并将其作为生化和地缘政治的材料加以利用。算法越来越以微观（micro-）与纳米结构渗透到我们的物理身体、人工身体与性的身体当中，并且为进一步的经济／政治应用提供数据集。例如，生物材料被用在探索性和公民身份的基因工程上。针对基因探索的软件和研究使得生物材料可以被编码，也为塑造新的物理身体和人工身体打下了基础，更决定了这些身体可以如何表达它们的性（sexualities）。对性的想象正是一种性／设计的实践。此外，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和生物医学干预并塑造了人类的快感体验：机器人成了性爱伴侣，药物实验也将人们的感受力转化为科技官能产品大显身手的领域。另一方面，生物物质则被转译成生物信息，进入信息网络的洪流，也打开了知识产权和分子产权的新领域。化学产业将身体的欲望引导到社会关系里面，受力比多经济的驱使，服务于生物资本主义的性／设计。在这个“医药色情时代”（pharmacopornographic era），资本主义、色情行业和制药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控制社会，它潜入、渗透、引发变异，从荷尔蒙层面到无孔不入的媒体影像和风险管理技术2保罗·普雷西亚多，《睾酮瘾君子：性，药物，与生物政治》，纽约:纽约城市大学女性主义出版社，2013年，第1页。​，对我们的欲望进行构建。在当代的美学经济（aesthetic economies）中，我们对快感的体验逐渐被移置到一个脆弱、虚拟的领域。由于人类感觉中的技术-感官一直被改进，身体也不断经历着思辨性转向。

在这些情景中，身体被抛入一个混乱且不可预测的分子世界，这之中有没有一种分子革命的可能性，能够在当代性／设计的体制中创造出一种感性的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为了超越表象边界，身体需要什么样的时间性以衍射情感？在哪些身体概念中，感性力与能量力可以以相互关联的方式共存？对人类和人造物的分子化研究显然成为了一个伦理和政治共同关注的问题。分子研究的进展为重新调整我们与感性世界的纠缠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原本可触可感的世界之上，分子还塑造了一个世界，它不断扭曲人类、动物、技术、性和大气这些概念，并在这之间运动。它超越了人类的感官极限，发明了技术代具（prosthesis），并有能力去破坏、重构和重新分配感性关系和主体理解世界的模式。

首先，我将从劳动的角度来简单谈“分子”，分子在积累与消耗的辩证中仍有特定的自主性，就这点而言，稍后我将根据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写作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工作（work）从福特主义的生产伦理，转向全球信息与金融网络以及欲望领域。这也让工作的价值转而更为注重意义的符号生产，更重视脑力劳动者与认知劳动，工作也变得更灵活，不再局限于工厂。而有关劳动、生活和休闲的定义逐渐消解，在这些刺激下，新自由主义在美学价值上取得的胜利也导致欲望被吸收成符号学，成为可以价值化的对象。如今后福特主义的认知劳动体系有赖作为欲望机器的技术，并作为劳动系统生产情感体验3在我看来，机器既指涉围绕着我们的技术框架，也包含我对瓜塔里在《分子革命、精神病学和政治》(伦敦: 企鹅出版社, 1984)中所著《符号关系系统》(Systems of Semiotic Relations)的回应。​ 。如果将这些欲望机器放在分子的运作过程中，以一种“无意识的微观物理学”来理解4费利克斯·瓜塔里和吉勒斯·德勒兹:《反俄狄浦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00页。​ ，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是情感分子的聚集体（aggregates）存在。通过依赖其所属的认知劳动者和病毒宿主，它们刺激了社会形态和抽象联结的构成。因此，如果我们不把技术对情感的作用理解为占有，而是视为变异的病毒，那么，我们和机器与之建立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催化的动力，让我们通过情感的潜在不确定性来摆脱资本对欲望的提取和剥削。

在世界走入分子体及其亲密关系变革的背景下，我的影像装置《分子性》（2020）介绍了一种性爱机器人，它试图解放一种被长期笼罩在规范性的、技术导向的世界观下的亲密关系。我之所以选择性爱机器人，是因为酷儿的形态和塑料的性能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我感兴趣的是性、塑料/可塑性（plastic）和不可再生产/殖（non-reproduction）之间的联系。性快感的对象与塑料在化学层面上联系在了一起，而塑料的分子质地也使性的中立成为可能。塑料把它们的酷儿性带入了性，抑制了有性繁殖。性别差异可能甚至不会有未来，因为塑料告诉我们，未来的生成是基于技术和细菌的融合，而非有机生物的繁殖5克莱尔·科尔布鲁克:《性的冷漠》，载于汤姆·科恩(主编)《遥感形态:气候变化时代的理论》，第1卷，安阿伯:人文开放出版社，2012年，167-182页，第177页。​ 。塑料正在实现一个酷儿式的技术-细菌未来，因为塑料的结构是按照分散的逻辑与多态的积累起作用的。我们与其把它理解为一种实体，不如说是实体的对立面——一种范式（paradigm）；在这种范式中，实体被转化为一种不稳定在场或没有稳定意义的存在方式。6希瑟·戴维斯，“不可感知和积累:塑料的政治策略”，暗箱92 32.2(2016):186-193，第188页。​ ​

制作性爱机器人使用的塑料主要产于中国，通过层层的不稳定（precarious）劳动，由一系列化学物质组成。除了与塑料有关的分子外，还添加了增塑剂以提高其成色、可塑性或耐热性。其中最可怕的原料要数双酚A，它是众多因其生殖毒性而臭名昭著的化学物质之一。双酚A通过过度暴露于雌激素和通过模仿体内激素而破坏其功能的内分泌干扰物使人类不再具有生殖能力。这有时会使其进入的身体发生性别的酷儿化。这些化学物质一般不易被察觉，但会让我们和其他物种的身体产生剧烈的变化。此外，微塑料们（microplastics）——这些缓慢但不可逆地改变环境的多元物种——为世界提供了一面镜子。这些复杂的细菌网络渗透到合成表面，互相繁殖和破坏、变异和发展成为新的生物体，它们依靠碳释放的能量存活。许多生物的生殖系统允许它们改变性别或通过细胞分裂繁殖。人类对外来的、合成的快感追求，无意中孕育了酷儿的新世界。7戴维斯，“不可感知和积累:塑料的政治策略”​。​​

《分子性》中的性爱机器人作为一个代具，为在虚拟世界中系统循环的身体部位提供断开与重连的可能。它分解在周围的空气中，利用这些身体部位吸气和呼气，并在影像中作为各种实体表演。在作品中，机器人了解到自己作为一个类技术的“跨/物质”（trans/material）和“跨/物种”8柯克西，《酷儿爱》，第6f页。引自凯利和海沃德的话，《肉体之光:跟随白兔》，视差19.1(2010):114-127。​ （tranimal）存在，从而改变了现有的快乐原则。首先，它既是海蛇尾，也与海蛇尾共同出现（海蛇尾是一种深海中的无脑动物，它的身体是一个变形的光学与感官系统）。其次，它既是沃尔巴克氏（Wolbachia）细菌，也是沃尔巴克氏细菌的宿主（沃尔巴克氏细菌会扭曲性行为和性，它的体液会累积成类似智能炸弹的东西，为偶然的物种形成作准备）。第三，它与双性人相互作用，因为分子基因研究已经发现，未来的性别将不是二元结构的，而是涉及一系列的性变异和性实践。性爱机器人的塑性形象创造了可穿透的实体，它们在不知不觉中、不可逆转地改变着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更详细地考虑上述三个场景。在第一个场景中，性爱机器人扮演着海蛇尾的角色。这种活生生的、会呼吸的、会变异的多肢星形深海动物正是让我们重新思考规范性关系和联结的契机。由于海蛇尾的表皮完全由微透镜构成，它的身体是错综复杂的骨骼和发散的神经系统，其形态构成了一个视觉系统。也由于这种动物没有大脑，其存在和认知，物质性和可理解性，实体和形式的概念也就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当有被捕获的危险时，海蛇尾会自断受到威胁的身体部位，然后再长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它再生并自主化它的视觉和其他感觉，不断改进它的几何结构、拓扑空间和身体边界。它以物质呈现的身体性（corporeality），与寓居于世的特定方式无关，而是与存在于世的各种独特动态有关。9凯伦·巴拉德，《无脊椎动物的视觉:海蛇尾的衍射》，载Eben Kirksey (ed)《多物种沙龙》，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2014，第221-236页。​

同样，海蛇尾的物种在性行为和繁殖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这里仅举两个例子：释放性产卵（broadcast spawning）和两性异形（sexual dimorphism）。有些是雌雄同体或自体受精，而有些则是通过从身体碎片中再生或克隆自身进行无性繁殖。10同上。​

海蛇尾是活的纳米技术。它们呼吸和自我修复的这种技术和感官形态正被用于公司开发新软件和运算程序、设计物流和生命科学的蓝图，同时也被用于电信、光纤网络、和（以化学感官体验为目的的）人造娱乐机器开发11同上。​ 。现在的问题不仅是这些非人的酷儿动物如何可以被利用以满足人类政治和技术的利益，从而使未知的、可能的生命形态得以形成，还涉及我们的欲望如何被共同重构。在视频中，性爱机器人的亲密关系以衍射的模式被计算。然而，除了潜在的计算机软件应用之外，当我们酷儿化自身对网络现实与技术变革的理解与参与，并转向内部参与的纠缠形式时，我们与海蛇尾内部行为（intra-action）的相互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在另一个场景中，机器人成了沃尔巴克氏细菌，并依照它们的特性演出。这些顽强的细菌无论生存和做爱都不被气候变化甚至核战争所打断。沃尔巴克氏细菌之间的爱通常以临时联盟和共生依附的形式发展，无论其性别如何，这种联系就像根茎一样建立在不同物种的目标体之间。沃尔巴克氏的酷儿亲属关系（queer kinship）实践演变成一群多元的分子，这些身体元素会越界并侵犯他者。它与不同物种交换基因，模糊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它们使无脊椎动物寄主毫无戒心的性伴侣绝育，从而产生生殖隔离和新物种形成的条件。它们可以在宿主体内扭曲自己的性别（gender-bending），例如通过改变精子细胞质（即细胞内的物质符号液），将具有遗传能力的雄性转化为具有生殖能力的雌性。感染了沃尔巴克氏体的男性精子会变成武器，变成我之前提到的“智能炸弹”。为了确保物种形成，这些精子会破坏未受感染的雌性卵子，转变成新的跨物种的偶发实体。作为微生物政治的中介，这些细菌在分子水平上破坏了其宿主的身体。在这一背景下，生物医学的开创加强了生物政治战略，并更深入地探索了未来人类/微生物在社会经济平等方面潜在的技术合作。12柯克西，《酷儿爱》，第4ff页.; 唐娜·哈拉威，《与麻烦同在:在克苏鲁中结交亲缘》，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在又一个的场景中，视频里出现的性爱机器人与一个双性人互动。未来将不再只有简单的性染色体数据（通常是XX或XY），而会有几十种与性有关的基因。因此，分子遗传学很可能需要从二元性向量子性转变，十几种或更多的基因都只有很小的机率成为男性或女性；它们的进一步出现和设计将取决于微观和宏观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生物和环境发展的量子云中，可能出现的性别和性行为形式仍是有待推测的。13弗农·a·罗萨里奥, 《量子性:双性和性的分子解构》，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2009年。​ ​

为了更好地理解支持本文涉及的技术、物质和欲望的身体性，让我简要地谈一下巴拉德的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巴拉德将世界和客体的不可分离性描述为“内部行为”，并将现实设想为量子在内部行动（intra-acting）中发生纠缠的连续体14凯伦·巴拉德，《量子纠缠和遗传的幽灵学关系:不连续/连续、时空折叠和未来的正义》，《今日德里达》3.2,2010:240-268，第246页;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她提出，物质的特征是自触（self-touch）——通过粒子与周围电磁场或虚拟粒子的相互作用——在这些它自己所生成和毁灭的相互作用中，物质“得以触及自身的无限他异性（alterity）”。15凯伦·巴拉德, ‘触摸非人，故我在(V.1.1)’, in Kerstin Stakemeier and Susanne Witzgall (eds) Macht des Materials—Politik der Materialität, Berlin: diaphanes, 2014, pp. 163-176. 由作者翻译​。​​ 因此，触摸和体验被认为是构成物质的本质。这个物质的概念总是包含着虚拟的、不可预测的他异性，并要求自身意识到其“对他者的无限责任”。16同上。​ 就这一点而言，感性处于与自身持续进行的内部行为中，它同样破坏、扰乱并抢先制止情感和情感机器。对巴拉德而言，机器与自我的不确定性作为多样性，是一种“叠加（superposition）——一种超越有序体系的物质强化。”为了理解物质在微观层面上的能动性，巴拉德引入了“能动者的分离性”（agential separability）概念17同上。​ 。物质与情感力量一同进行区分，在一个永恒的衍射和折射的过程中保持着物−人的关系。能动者的分离，即现象的物质条件被主动施为，并从内部塑造与重塑物质。在任何情况下，物−人关系中都存在着最小尺度的微观能动性，当这种关系在更大的尺度上得到增强时，就会产生微观−革命的结晶18瓜塔里，《分子革命、精神病学和政治》, 第9页。​ 。根据巴拉德的理论，这些发生在分子层面上的物质粒子之间的自由基分子结晶的现象“并非位于空间或时间当中，而是透过宇宙时空连续体物质化（spacetimemattering）而折叠、交织的物体纠缠。”19凯伦·巴拉德，《量子纠缠和遗传的幽灵学关系》，第261页。​ 塑料不能生物降解；它们会分裂，变得越来越小，在影响世界的同时仍保有其整体。这些能动的切割，微观革命的形成，也实现了情境式回应的可能性，而这也确实产生了各个粒子星丛的负责能力。因此，微观-革命实践预设了成为负责的／回应能力的复数的行为。物质——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与情感机器、实体的关系，结晶为一种“致密的回应与负责能力”。20巴拉德, ‘触摸非人“, 第170页. 由作者翻译。​

更一般地说，身体及其社会关系是由前象征的或非人的力量构成，这些力量被构建为相互竞争的微观-能动性。这些主体是多样性的身体，在空间、时间与现实之间衍射。它们的具身形式是它们在环境中进行情境化嵌入的形式，也是它们与之互动的形式——一种具身化认知。​

我的装置提出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其中，与动物和技术物（techno-objects）结合将会是集体参与，并且带有超自然的能动性。而今，在有感知力的类技术身体中（这包括性爱机器人及其人工智能），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限往往已被取代。这些身体可以被理解为长期处于“向内爆裂的物质实体与物质密化的符号身体之间的状态。”21唐娜·哈拉维，《尿中的浸渍: 多物种反应能力中的DES和Premarin》，摘自《与麻烦同在》，第104-110页。​ 然而，赛博格玩偶的意义并不在于模糊人和非人之间的界限，而在于理解划定二者界限的特定方式所带来的物质化结果。22凯伦·巴拉德, ‘自然的酷儿操演性’, 见于Kvinder Køn & Forskning, 2012, 第25-53页, 第31页。​​ 它们的不确定状态是形成新的时间性和欲望领域的内在因素，新的纠缠主体在其中应运而生。

即使分子作为原材料被开采，却还不是一种立即可用于抵抗的资源。海蛇尾、沃尔巴克氏体和塑化世界都证明了分子能动性的革命性，这在非/人的细胞和身体领域内可以被观察到。从对细胞行为的观察来看，细胞的新陈代谢网络、网状结构和蛋白质折叠似乎是推断性的物质化过程，因为它们不存在于物质的关系之外——在巴拉德看来，这个关系是一个偶然的能动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生物安全性实现的金融增值体系属于不稳定的事件，因为在运用经济计算的分子领域内，几乎不可能发明出一个无法指明的未来。在巴拉德对物质内微观-能动性的论述中，虚拟是不可计算的。相反，大量的分子身体材料作为感性关系，通过感性−-符号思维的集合为不同的身体知识、国家和企业的新需求提供了空间。对于今天的认知工作者来说，生物学上的自我是一个岌岌可危的赤裸实体。其最为核心的部分在次−本体论（sub-ontological）领域，其中的对抗和斗争不可识别，也超出了表象本身。例如：通过底层共同体分子过程进行调整的做法，将世界设想为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当下则是一个开放的政治参与领域。23我对“底层共同体”的使用见于弗雷德·莫顿和斯特凡诺·哈尼的《底层共同体：逃亡者计划和黑人研究》，纽约:自治媒体，2013年。​ 现如今，分子辖域化不仅仅指化学和遗传过程，还可以指人体、政治组织和装置（assemblages）：“分子通过创造新的群体以进行辖域化（territorialize）和解域（deterritorialize），然后分支到人类、社会和抽象连接的其他可能性中去。”24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瓜塔里:《千高原》，明尼阿波里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年; 乔丹娜· 罗森博格，《性的分子化:当代的原始主义》。​。 分子时间的出现，被推测性地认为，产生了一个不连续的历史和他们自己的当下（present）25理论与事件17.2(2014)，罗森博格，“性的分子化”。​。物质将感性不断地构成为分子的、内部行为的模式，这表现了酷儿的生态。因为分子通过其固有的抵抗性与偶然的构成，成为了一种抽象物。这些欲望分子成为多态预期和感性微观-能动者具身化的原因。分子通过不满的劳动，创造、切割、分离和重新纠缠它们的能动者，这本身就是一种微观革命结晶的配置，它的强化将技术-人类的身体设想为复杂的“可能性粒子”。26瓜塔里，《分子革命》, 第5页。​ 我们的技术机器构成了我们与周围物质的关系。欲望政治本质上涉及这些由抽象机器构成的“可能性粒子”的组合。27同上。​

最后，作品中的性爱机器人旨在使潜在的微观-能动性浮出水面，它们在身体、欲望与物质之间建立的机器−情感机械关系中得到强化，也构成了众多不稳定的身体——它们的“分子快乐”就是亲密-认知资本主义的原材料。为此，这件作品提出，我们急需完善我们的赛博格政治，“以边界的混乱为乐”，并提出“在构建中承担责任”的论点。28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柯克西，“酷儿爱”, 第18页。​

将人工智能整合到性爱机器人中的做法，使信息储存在机器人的身体中，这样机器人就学会像性物种那样进行偶然的、分子化的内部参与。这些代码和机器人的后续行为都基于训练，它会根据环境对内部行为进行修改。这种训练是基于数据集的——通过内部行为生成愉悦的数字-场景，再与现有的计算机基础设施连接并置于其中，这样的训练也重新定义了计算机的访问和连接。这些新出现的内部活动数字-场景对数据的永久性没有帮助，但促进了多配偶、多性和随机性。代码打开了未知感官和情感知识的网络：这是一个永恒的反馈纽带，它处于身体、性和技术的诗意-符号纠缠中，指向一个多重奏的网络空间。物理和人工的身体作为一种微政治病毒，潜入其他技术机器的构型、性能及其关系中。它的能动性不仅应该通过一种虚拟的快乐得到承认，还应该通过其重新分配和争夺传输、流动、下载、存储、共享和消费过程的能力得到承认。

这件作品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概念，即人工智能和这类新技术提出的身体现实概念深深植根于异性恋、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观：我们需要扰乱这些场景的确定性、并让自身参与进这些场景。人类必须在所有尺度积极干预生物生命的无序，以制造集体渴望的纠缠的时间性。面对生物、气候、地质、社会和技术不断加速形成的变革、死亡与差异，我们能从塑料中学到什么，以帮助创造政治弹性?29戴维斯，“不可感知和积累“, 第189页。​ 由于它们以石油为分子基础，当它们在世界和我们的分子体中移动时，塑料积累着其毒性。在我看来，人类最紧迫的事是建立一种与肉体的技术-科学实践相对应地政治秩序；这种秩序不受法律、财产和国家的限制，而是对一种当前的伦理游戏保持开放态度，这也将超越简单的把生命移置地缘政治生物器官的做法。30柯克西，“酷儿爱”, 第18页。​ 在为无序的、野生的、不受约束的生命和知识形式提供庇护所和空间的同时，也应该包容倒错者、技术-酷儿的微生物和生命形式。我们需要准备接受不太可能的盟友，认识到我们的斗争是相互的，或者至少是针对共同的敌人：市场日益自由化、紧缩措施和榨取主义（extractivism）。当下的伦理学本质上需要寻找与毒性共存的策略，实际上是接受它作为一个酷儿的未来；在抵制政策、政府和公司阻止新的和外来生命形式出现的同时，找到驾驭恐惧的方法。31戴维斯，“不可感知和积累“, 第191页。​ 事实上，在多态欲望、与性相关的亲缘关系和生产劳动方面，还不存在以技术为主导的经济变革。我们有责任创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未来的力比多秩序可以找到一个位置，将非/人类网络确认为底层共同体的亲缘关系和共同的时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