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区——有关当代艺术活动现状的一些随笔

历史从不重演。但偶尔也有例外：15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面对新的SARS，它现在名为COVID-19，而且在全球范围造成了更剧烈的影响。于是我们被禁足家中……这样的居家令对我们来说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就是终有闲暇打开电脑上的旧文件看看。我“重新发现”了这篇收录于2006年悉尼双年展“接触地带”（Zone of Contact）展览画册中的旧文。我感到它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提醒了我们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一次，这些问题似乎更为紧迫，却也更为棘手……因此我提议与《黑齿》（我喜欢这个名字！）的读者们分享此文（原文经简略的删减与编辑）。

——侯瀚如于罗马，2020年11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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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亚太地区在公共卫生和社会生活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非典和禽流感这两种高传染性的流行病似乎一夜之间席卷整个大陆，并有可能蔓延到全球……所有医疗部门和政府当局都开展起预防和保护举措，广大民众也被动员起来。

这些生物学的现象迅速转化成一场社会危机。它们已经成为公众舆论和媒体最迫切、最激烈的焦点之一，继而超越了公共卫生的范畴，成为社会危机的隐喻。事实上，它们揭示了世界各地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严重失灵，并引发了一些激进的、有时甚至是过度的反应，最终导致一种全面的安全性政策被强加于现状。

以防疫为名，我们不得不接受无处不在的检查和控制。相应地，我们的隐私和自由受到了极大的侵犯。所有这些都是在创造“绝对洁净”的环境，并对一切公共甚至私人空间实施全面操控。​

有趣的是，“犹如命定”，这样的生物-环境事件也呼应着当前的地缘政治转型。它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隐含着一种虚幻的信念，即人类可以脱离自然界，完全不受任何自然“违约”和危险的影响。这显然正是日益升级、势不可挡的“绝对安全之政治”的思想基础。

这种对绝对安全的痴迷，伴随着现代性本身发展而来。正如福柯等人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秩序构建于一个监视的社会体系之上。针对各种“非官方”、“替代性”和“边缘化”的生存、思考、行为和组织方式而强制施行的压迫性政治力量，成为一种制约我们生物性存在的生物政治。在当代，正如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等学者所揭示的那样，这种监视的社会，已经被转化为一种更高程度的社会结构，成为一个控制的社会。1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帝国》（Empir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 在911事件之后的今天，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以“反恐”为名义进一步强调安全和防护的问题。它们牢牢地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过去受到当局监控的隐私、言论自由和个人的生活方式，现在都系统性地受到了更深入的安全审查和控制。我们被越来越深地禁锢在恐慌和偏执的一隅。当然，在世界各地的机场都要通过X射线检查，这不足为奇，但如今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你的办公室、你的住所，甚至是博物馆入口，都要实施同样的检查！与此同时，能够住在有门禁的封闭社区，已经变成一种全球公认的特权标志。我们难道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恐怖分子吗？

显然，这种新的社会控制趋势使所有的人际接触和交流更容易受到监视、控制和审查的侵害。如果我们认同奈格里和哈特的论点——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跨国资本主义和帝国霸权的全球帝国时代——那么这种对安全的执着，便正是当前帝国主义的终极意识形态的化身。穿过安检大门，事实上就等于穿越了帝国的最后一道疆界。自然，所有这些侵入性的监视和控制行为，都旨在为新的全球性、跨国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可靠且舒适的境况，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能获得最大利益。

这种现实正在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中的每一项事务、包括对文化机构产生着巨大的冲击。艺术和其他创作活动也继而深受这种状况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表达自由在根本上是受限的，艺术产品被系统地引导着服务于既定的机构和市场体系。

颇有意味的是，当代艺术也陷入了一种类似的整体性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当代艺术通过双年展、艺术博览会等众多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并迅速融入主流媒体和市场体系，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当代艺术的创新和社会批判职能，也同样迅速地被这种对主流的融入所降低和中和，而主流体系又正是以绝对安全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当代艺术作品显得越来越干净、“清新”、好玩，与新设计的环境和谐无间。这使得它们能够更顺利地融入到全球市场体系中去。荷兰建筑评论家勒默尔·凡·托恩（Roemer Van Toorn）将20世纪90年代的荷兰建筑界描述为“后库哈斯的一代”，他们成功地创造了全球闻名的“超级现代主义”，看起来蔚为奇观，但本质上却是形式主义和守成主义。他将之称为“清新保守主义”（Fresh Conservatism）。这个术语揭示了包括建筑、设计和音乐在内的许多当代“创意产品”极其矛盾的本质，并且同样适用于视觉艺术。今天的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别出心裁、略带不安和挑衅，但终究能安全地登堂入室，无论是在私人沙龙还是博物馆的展厅，都不会造成一丝侵害。说到底，它还得满足各种“安全规范”，而这些规范正变得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常规化。社会批判、乌托邦理想主义和阶级斗争如今变成了装饰精美的格言，可以用来提升俱乐部休息室和画廊空间的品位。

它们是绝对安全的!

然而，这个世界不一定是安全的，而是动态的、多样化的，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提示出一个类似于奈格里和哈特所提倡的发动全球诸众（multitude）的计划。2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诸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年。​ 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抗、共存，以及高度多元各异的文化艺术元素的融合，而它们往往是彼此陌生的。因此，艺术活动应该被理解为与外来者——或者从生物学上讲，与病毒——进行对抗、谈判和交流的场域。它自然意味着与文化差异的交融……也就是所谓的污染（contamination）。它形成了一个真正开创性的、激动人心的生物圈或者说生物环境，它鼓励各种思想和语言之间的污染，特别是那些不同于主流“风格”的语言。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受污染所产生的文化混杂性受到启发，对艺术活动的全新理解和定义被孕育和呈现出来；一种新的文化多样性正在创生之中，它是全球性的，但不由寡头垄断；它是地方性的，但对差异敞开胸怀。

显然，这个过程首要地提出了替代性方案：艺术为世界打开了新的空间和视角，超越了传统的观点和生活方式。在这个空间里，所有不安全的、自由的想象和计划，所有生活、表达和创造的途径都会受到鼓励，它从根本上是反对绝对安全这一意识形态的。它同时也反对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和对奇观的消费，并利用市场的条件和策略、对奇观的消费和需求来服务于批判、抵抗和创新的目标。​

对既有体制而言，这种污染不仅是消极、危险的，而且可以鼓励变异和形成新的生物环境，其中或可产生崭新的希望，让想象和表现的自由超越既有体制的束缚。

持续的自我组织是病毒得以存续的原理。其他生物受到病毒感染，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类型和物种变异，进而重组我们的生活环境。它可以为抵制我们生物圈的同质化提供替代方案。这不仅是一个重要而确凿的生理事实，也是一个宝贵的隐喻，促使我们重新认知当前的文化环境。参考这样的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并提出解决方案，即当代艺术应该如何通过不断重塑其基础结构和组织、建立其交流网络来进一步发展。这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的合作、交流和对非传统力量的相互支持，并且一切都基于诸众的原则。顾名思义，这股力量是多文化、多学科的，能够不断产生全新艺术活动的定义。

亚太地区当下这种激动人心的格局，正迅速成为全球艺术界的新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类似的持续自组织力量的结果。事实证明，不同的自我组织实践之间的相互“污染”是卓有成效的，也成为当今蓬勃景象的核心。像双年展或三年展这样的大型活动应该利用这一优势，把自己变成一个 “污染区”。

艺术活动，正如本届悉尼双年展的标题所证明的那样，是“接触地带”（zones of contact），而让它们成为真正的“污染区”，可以带来意义深远的内容，将这个想法推向另一个高度。正如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正是物质和能量——包括生物性自我组织的力量——通过人类种群的具体运动和相互作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生物学和语言学的相互作用及污染，才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真正动力。3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非线性千年史》，纽约：Zone Books出版，1997年。​ ​

候鸟在全球各地飞翔迁徙，我们应该学会如何与各种“禽流感”共存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