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中国粗野主义的现状》

在中国，快节奏的施工进度对于当代的纪录者来说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然而当数值被付于叙述和图像，陈腐的评价会消散而这种现象蕴藏着更广的生命力。海量的数据使另一种叙述浮现而出，它有着更多的潜在意义，尤其是关于建筑究竟造出了“什么”。建造业的繁荣搭着198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的顺风车，并且与1989年的法规相合流，而将聚焦放在混凝土作为建筑材料的使用之上，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混凝土都是中国使用最多的建筑材料。建筑师和史学家Alberto Bologna在他的著作《中国粗野主义的现状：混凝土与先锋建筑》中所探讨的，正是这种现象的隐含寓意与革新。​

根据Bologna援引的资料，在1980到2010年间，中国“为建筑材料生产而增加的矿物提取量翻升了25倍以上”，并且“在2011至2013年间，水泥（从而导致混凝土）的使用量大于美国在20世纪的全部使用量”。大部分原材料被投入“宏大的基础建设”，例如三峡大坝，而水泥也用于桥梁、高速公路、港口、“各大城市的地下交通”等其他项目。法规与标准化条例为此创造了有利条件，建筑上的自由相应减少，此外也为重型预制建立了可行的规格，加快了生产时间并且使建造业的繁荣以“形式紧跟经济”的状态得以延续。中国政府在2016年正式指定预制件为建造的必备要素（而非本末倒置），并且确认了建造业的形式性和社会性维度。最终，建造了“什么”不仅是通过“纯粹的市场逻辑”来打造社会观的一种模式或手段，也为“新形式主义和空间”创造了颇具挑战的条件。

Bologna的书令人高兴的一点，是其生动的描述有助于读者畅游于一个表述精简扼要、案例数据详实的专业领域。他用大量的实例和清晰易懂的语言让非建筑专业的爱好者和读者们也能轻易地了解到例如著名的非建筑专业的艺术家艾未未或是更有名的“业余建筑工作室”（Amateur Architecture Studio）等人的作品是如何在建筑条例中找到创新的空间来解决中国混凝土建筑的形态和美学问题。我们了解到中国的建筑行业通常被三方系统分割：设计院、那些Bologna称之为“伪自由职业者”（在国家机构内半自主运作）的人、个体经营方。这三方或多或少和谐共存并且相互平衡着他们与客户、承包商、施工单位和其他必要角色之间（通常多为经济性）的目标。他还指出，这些关系通常是如何地承载着文化的重量——不管是以艺术创新的形式，或是出于想要表达本质的压力——还有“现今对构成、形式和空间的研究是如何使得清水混凝土（exposed concrete）变得备受瞩目。” 这本书没有想象的枯燥，而且跟随着Bologna，我们横跨近四十年的建筑历史遗产，领略了颇具争议的“中国特色”、区域主义以及西方或国际的标准，这些都使这本书对于专业读者来说极具可读性且信息量丰富。

举例来说，施工技术和形式的革新会受到本土容量和能力的限制。为了尝试呈现令人向往的抛光混凝土的表面，大舍建筑（Atelier Deshaus）的龙美术馆（上海）艰难地挣扎着去执行一个“完善的设计理念”。因为建筑材料达不到龙美术馆的标准需求，并且当地施工技术略有欠缺，“意欲控制清水混凝土完整表面的施工失败了，如果说整体空间效果尚能确保，那么也确实在表达形式上做出了妥协。” 不过其他的案例，比如OLI建筑事务所的木心美术馆（乌镇，浙江省），把这个项目和“客户大规模的投资、从海外引入具备专精知识和技艺的工人”成功地融合在了一起。​这让人不由地思考，追随大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的带领是否实际或可取？他的杭州工作室项目，看起来过于光滑甚至与周围建筑物不太协调，这个项目需要从中国出口混凝土加工表面而后在意大利打样，这样（意大利的）Dotter集团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并分析其化学和其他成分。另外，皮亚诺的本地承包商浙江巨匠集团在诸多方面做出了调整适配，建立了能长期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创新合作形式。“（巨匠）集团接受挑战，包括更好地顺应客户的意愿”，此处的客户指的是外国建筑师，“通过和非中国的专家们进行的比较，而经历了有用的教育和培训的流程。” 在这里，国际合作的机会听起来大有益处，同时或许也带着冒犯。

Bologna书中的建筑师和公司大多把精力更多地侧重于半公共或机构性的建筑项目上：某个体育中心，一个图书馆，或是一座博物馆。因为资金短缺，住宅的建成一直很困难，但还是有几个例外，比如直向建筑（Vector Architects）位于福州的船长之家，还有李兴钢工作室或标准营造（ZAO/standardarchitecture）的微胡同项目。​其中或有余地能与较早的公共项目做一些文本以外的对比。这些公共项目也是由混凝土建成并属于更国际化的建筑类别，比如全国农业展览馆（严星华，修建办，1959），或是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建成的无数个小区（详细记载于《北京单位：现代城市里的工业遗迹》，编辑/ Bonino and de Pieri)。 对比的有益之处不仅在于方法论——而方法论已经在中国建筑的正式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更在于形式。因为“尽管中国使自己在世界上树立了建造领域里毫无争议的高科技之乡的地位，但在工程施工期的管理上仍然磕磕绊绊，大多数情况下，项目都由未受训练的工人们进行监管，他们可能被要求执行极为基础的操作。先锋建筑...只是设计师们的事，他们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设计流程，也清楚身处其中的建造业之背景的有限性。” ​

一个留给读者同时也留给Bologna自己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建筑给自己设立的理想和目标能否（较为讽刺地）在中国的地域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被实现？尤其是那些按照安藤忠雄（Tadao Ando）等建筑师们的路线在设计和建设上都既本土又国际的建筑。李兴钢工作室对玻璃纤维增强混凝土（GRC）的使用，也许能为这样的疑问提供明证，GRC是2016年关于水泥预制新法规颁布后，LafargeHolcim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建筑材料。李兴钢建筑工作室将GRC应用于多个项目，得到了良好、光滑的效果，显著的例子有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海口），还有更为重要的，他们的“第三空间”住宅群（唐山），后者以半公共性项目为本，带有浓重的当代建筑的特征。李兴钢也证明了他能与客户娴熟地谈判，由此对过奢的要求进行合理化，以便更好地在中国既有的建造实践环境下工作，同时在建筑施工方面也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创作上的即兴，因为项目中的“每一块GRC板都是专门设计定制的。” ​

这可能是现今当代中国先锋建筑里最令人激动的地方，当然也是最具探索性的。《中国粗野主义的现状》是为数不多对混凝土在中国作为万能建筑材料之使用进行探究的作品，（另一本开拓此话题的书是韩佳纹博士的佳作《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建筑：从社会主义到市场经济》），并且Bologna留给读者的感受是，这个领域在艺术、法律和建造方面都至关重要。然而，至此，我尚未讨论到的是他对“Brutalism（粗野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通过这个词，Bologna要求我们在对其进行广泛使用的同时也要更明确地去思考，粗野主义作为艺术和伦理的先锋，最初提出并且未来仍会涉及的那些问题。不过，当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在《新粗野主义》（1955）中提出他的问题——它是建筑还是伦理性的实践？——之时，这个术语在当时足够新潮，而时代背景也显然不同，其在伦理实践中的可能性已经在伦敦及其他地方出现的经济适用住宅群里被逐渐看到。粗野主义在那里起源，但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它从未在半私人的建筑领域之外确立过自身地位，它们大多出现在大学校园，偶尔则出现在广遭恶评的政府中心（大部分美国人从未为粗野主义的伦理需求发展出相应的美学才能）。在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吗？即便是李兴钢的北京住宅项目，也因胡同生活的公共现状，“已经不再为潜在的客户所青睐”。Bologna在这方面并未作出推测，这无可厚非，因为变数如同建造进度一样来得飞快 。不过在看过他列举的这些激动人心的建筑形式试验后，人们也许可以期盼粗野主义能找到新的安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