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的爱丽丝，或者，关于恐惧、死亡、诸众与痛苦

译：邵捷
译文编辑：翁笑雨、顾虔凡

编者按：

临近年末，《e-flux译选专栏》翻译编辑了马其顿学者伊斯克拉·吉修斯卡（Iskra Geshoska）宣言式的政治哲学批判。以喜闻乐见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为引子，吉修斯卡将当下愈加自我化、个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与日渐削弱衰败的集体社群之对立比喻成“无处逃遁的自我迷宫”。面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重重困境，吉修斯卡略显晦涩却毫不羞涩地号召我们重新审视和借鉴民主社会主义背后的关键思想，从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法。她犀利地剖析“对无常的恐惧”，指出我们必须“去建立那些使个体在生活中能充分认识到他们与他人和集体之互生依赖关系的机构（包括教育机构和政治思想模式）”，并且倡导一种能够包容批判与拒斥的“自由的制度”。而作为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形式的创造者，我们都责无旁贷，必须在“多个重叠的暴政（资本主义、生态、气候、民粹主义）……保持创造性、著作性与观念性的领先”。以此文与各位读者共勉。

​

---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从这儿走，我该走哪条路？”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想到哪儿去”，那只猫说。
“我不在乎去到哪里——”爱丽丝说。
“那么，走哪条路都没什么关系”，那只猫说。
“——只要我能走到某个地方就行”，爱丽丝补充道。
“哦，你一定能做到”，那只猫说，“只要你走得够远。”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爱丽丝梦游仙境》

个体和集体组织都存在阴暗面。每个群体、社区和集体都存在无处逃遁的自我迷宫。正是因为对“单数”和“复数”的混淆概念，困惑徘徊在“我”和“我们”之间。在这个深渊中，集体思考着自己——集体既有凝聚力，也有破坏力。政治运动也是如此：从古至今的政治思想都建立在区分一个、几个和多个的基础上。然而，集体可以同时是一个和多个。

这是我们现在关键的政治斗争和本体论斗争发生的地方。这场对抗源于以下疑问：在不消灭个体的情况下，怎样在生命权力（biopower）的竞技场中创造一个社群？当我们的民主形式变成了会议上散漫争辩的当下，怎样去创造一个非僵化的集体？怎样创造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身体，来对抗和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不公正的谎言？

政治主体的新特征就像一个单一、无序的器官组织，拒绝其自身的有机统一。以公民、美学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具“无器官的身体”。用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的话说，它不是哈姆雷特，而是一台哈姆雷特机器。“我不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主人公说，“我的台词言不及义。意象之血被思虑吸食。我的戏剧不再上演。身后的布景正被那些对此感到无趣的人们撤走。我也不再觉得有趣。不会再听任摆布。”在这出戏的开头，当他扮演哈姆雷特时，这台哈姆雷特机器“站在岸边对着海浪说话，背向废墟中的欧洲。”他接着说道：

国葬丧钟敲响，凶手寡妇成双，伟人的棺椁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正步走的议员，哭泣地哀嚎：棺中是谁的遗骸/哀嚎和悲叹又为了纪念谁/那是一位伟人去世/他是位伟大的施主。人们夹道欢送的队列，凝结了他的统治。他曾在生前剥夺人们的一切。我上前阻挡葬礼的队列，拔剑撬开棺木，剑从柄处折断，终于用断柄将它撬开。将先父的血肉分发给周围痛苦的面孔。1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哈姆雷特机器》和其他舞台剧。卡尔·韦伯（Carl Weber）编译（《表演与艺术期刊出版物》，1984 年），未标注页码。​

要理解这个非哈姆雷特的身份或解剖，以及其可能表征的一切，并不容易。他是一具濒死的身体，尚未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死亡。

后解放时代以传统社会主体的熵为特征。新的社会主体与旧主张之间的对抗维持在一种从属的、大体舒适的状态，旨在创造一种动态的关系格局，而不是迄今仍然静态的格局。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体界定了沉默的文化。新兴主体的目标是去阐明那些曾被遏制的东西。

我们必须了解这具崭新的身体、这些鲜活的器官组织，能做些什么。诸众的“（细胞）组织”长期处于逃避的状态：逃避被权力淹没，逃避文化中令人不悦的部分，逃避资本主义的常态。它的肉身不再能被主流文化的教条束缚，因为它并不适用于传统阶层结构所铸造的模式。

这种投射的（但在不少社会层面已然得以实现的）诸众是一个开放而广阔的网络，所有的差异都可以被自由而平等地表达。它提供了让人通过自我的消失从而共同生活工作的途径。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所不在，处处崇拜可得性的时代。一切都在强调我们从关系的空间中消失，以及我们自己对自身的缺席。我们在幻觉中漂浮，以为自身存在于我们的社区中；事实上，那里只有我们的影子。

聚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诸众需要一个建立在公平之上的参与性的全球社会。然而今天，腐烂的意识形态与一种特殊的、持续性的社会经济“例外状态”，正在危及一个民主、多样的主体性存在的可能。这一切连同我们持续的焦虑一起，都由资本和虚假的自由感所限定，后者建立在一个自由解放的民主乌托邦的前提下，具备广告标语般的效果。然而事实上，我们所认为的“自由”可能仅仅是在各种权力节点间产生的一种持续的囚禁。

常见的社会主体是一种存在于当代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之核心的社会模型。它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别样的社会，或者至少是一些新的、别样的社群。这些社群由尚未成形的“（细胞）组织”所构成。抵抗和社会包容交织成它们的电枢。它们本质上是为了公共利益而结成的友谊。为了保持本色，它们也需要制定策略来维持深刻的社会洞察，并愿意对抗所有病态的政治现象。这些组织是可以形成创造性对抗的细胞核。个体的诚信和多样化将成为这个社会主体的重要器官。

那么，谁或具体什么会形成这种类型的主体呢？它是从资本的“服务行业”中被塑造出来的，还是在边缘化的压力下的结晶？这个主体会成为新的“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还是“卡巴拉的戈姆”（Cabala’s Golem）？——两者都渴望爱与认同，同时也都是被排挤与抛弃的典型。当然，这个新的社会主体也可以被减化为一个日渐黯淡的全球资本形象的生产性器官。但是，自治组织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胞）组织力量”还能达成另一种可能。即，集体性主体的自我改造力。

制造现实的幻觉

体验真实就是体验恐惧，这种经验常常被欣然接受或者无视。恐惧当然是物质性且存在的，我们的个体、社会和政治主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恐惧的反应与否。然而当下的社会主体，尤其是在全景监狱的作用之下，有时更能接受将眼前的恐怖视为现实的幻觉，就像一些让人不悦的白日空想永远无法摆脱被压抑的世界。

我们需要看到，我们对现实的概念已经被不公且碎片化的社会主体所绑架，这种社会主体为盈利而设计，并且缺乏一个适用的——而不仅仅是漫谈式的——“共有”（commons）概念。换言之，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的集体愿景并重新阐明现实。如果不想在每个社会层面都经历熵，我们就需要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来理解社群的意义和功能。如果我们——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体——想要置身在一个基于政治甚至美学性的团结的现实中，那我们就需要在那些渴望建立一个相互关爱的解放性的社群的个体之间，建立起一个充满信任的自治区。今天的世界，身处在国家和政治机器所提供的生活中，我们可以雾里看花般地看见缺乏关爱、漫不经心的统治。因此，我们的梦想应为诸众的概念和观点创造空间，使它们不被基于特定利益的主导性政治叙事所阻碍。这个信任区间可以克服困扰着当下的区域和个体的存在性恐惧。它可以鼓励人们勇敢地远离那些强加于人的政治观念和文化行为，并不断拓展新的边界。

我们还要制定积极的抵抗策略。在当今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不愿看到激进的他者以及不稳定、不舒适的因素。这具身体即便身陷苦难仍然渴望安全、舒适。今天那些发光闪烁的广告牌标语写道：宁肯顺从也别冒险。如果他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可以就此打住；不要试图参透他们的异议。假如他们同样在受苦，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死亡是唯一能将我们从恐惧引发的昏迷中恢复过来的力量和议题。我们必须重新创造新的风险并且亲历冒险，去反抗确定性。迫在眉睫的是，去寻找新的、抵抗性的政治想象的形式。

未完成的民主项目

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级的新地图超越了国界。在今天，国家合法化的进程有赖于权力对生命政治的生产力。我们要辨别那些现存的和崭新的、助长不公和导致内部社会经济与文化紧张的信号。围绕在这种警惕中，我们才能认识到当今世界的潜力。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种族隔离的状态下。它不仅是一个排他的系统，更是一个生产权力之表征的系统。在那些发达的“民主”领域中，充斥着致力于平等、包容和多样性的言论。然而，现实往往与这些民主的语言相悖，只停留在民粹主义的广告宣传层面。

民主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仍是一个未完成的项目，它被困在支离破碎的国家与地方形式里。几十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只是加剧了它的挑战。而民主的主要障碍便是前文提及的长期的例外状态。因此，这个梦想已经不可挽回地破灭，成了掩埋在全景监视武器和安保制度之下的残片。

全球社会正被解读成一种全球性的安保制度。政治学家当然会说，现有的民族国家和旧的国际秩序不再能保护我们免受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威胁，他们认为需要建立各种新形式的主权来面对世界与自身的冲突。然而，他们的观点都不允许民主观念的充分实现，因为他们都在有机的政治主体中保留了社会要素的组织，并在它们之中建立了等级制度，从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行动的自由。民主的诸众不能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主体——至少不是以现在的形态。​

我们害怕，但又能如何？

我无法忍受恐惧。我讨厌害怕。只有一种方法能让你免于恐惧。直抵恐惧的核心。
——彼得·霍格（Peter Hoeg），《斯米拉小姐对雪的感觉》

让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们感到害怕。非常害怕。一想到恐惧本身，我们就像风中的樱花一样颤抖。也正因如此，我们甚至无法识别、表达和命名恐惧。但同时我们又害怕恐惧的缺失。

如今，我们活在一个残酷的时代，本体的交流实践——如身份、思想与情感——也被市场参数所介入。这种交换的心理驱动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路径。这段旅程变得飞速，快到产生了更大的空洞，以至于失去了我们原本渴望交流的东西。我们在新个人主义的神秘诱惑下跌进兔子洞。此刻，一个集体性的、或者说克隆出来的爱丽丝，开始掌控这激流。她不断地注视着微观的棱镜，希望能从中看到旅程的方方面面。她尝试着区分社群和暴民，在沉默、民主和压制社会秩序的观念中给予批判与创造性的抵抗。她致力于创造一幅通往共有空间的地图。爱丽丝这次的旅程不在仙境，而是在这里，在我们的渴望和我们的身体被扔进由经济和政治暴力组成的垃圾堆里。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置身于无尽的虚空：一个满是镜子的大厅，其中充斥着被扭曲的现实影像，而不是她所希望看到的图景。在这些映照中，现实总是通过虚假的、过度拥挤的活动、行动、产品、“项目”和“作品”等各种参与性的加速形态得到模拟。在这里，兔子总是迟到，永远赶不上最重要的茶话会。他很困惑，因为尽管没有他的出席，庆祝活动却仍在继续。恐惧成为了唯一能够检索和构建我们的完整性、我们存在于此时此地的理由的事物——我们宣称自己并非虚拟，生活并非幻象，我们也并非遵循某些指令来写出这些故事。只有我们自身这种对无常的恐惧，才能激发我们对社群的反思。社群是加入其中的主体共同拥有的财产，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的熵更令人不安的了。

在这座身份的熵的熔炉中，当语义上对它们的定义和命名毫无价值时，我们就只剩下恐惧。我们所意识到的恐惧与尚未表达并被压抑的恐惧相对立，我们拒绝认定它是那些罪恶背后的主导力量。因此，恐惧已经成为最令人兴奋的情绪之一，是我们在怅然流浪的生命中的庇护所。我们通过了解我们的恐惧而变得坚强、高尚，我们克服恐惧，而矛盾的是，对仍然心存恐惧的人来说，恐惧是实践其操控的动力，恐惧让他们变得虚弱。恐惧会引发一种幻想来激起对生活的渴望。有时，我们不去直面或者不在最初解决它，恐惧就会因此被助长。恐惧激发了我们对活着的感受与动力。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实质上就是我们的死亡。

但我们讨论的到底是哪种恐惧？我们谈论的是，一个被麻醉的人赤裸地暴露在外，他使自身与一切能让他面对自我、他人、甚至恐惧本身的意义都保持距离。这个不知道自己感到害怕的人，就像一只一碰就碎的水晶玻璃杯。

因此，尊敬的恐惧陛下仍然在位。当下的特点是缺乏交流，更准确地说，当下就像一串臃肿、空洞的通信代码，在冷漠节奏的伴随下，充斥着高频的公共和私人噪音。我们挣扎着，试着创造一种冷漠的、自动的、“愉快”的共存来掩盖对文化的不满。恐惧变成了事物的中间名，它提醒我们，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活着。​

我们害怕做决定，害怕旅行，飞行，又害怕滞留原地；害怕愉快，哭泣，爱与承诺；害怕透过他人的目光来审视自己；害怕温柔，差异与沉默；害怕说“不”，也害怕说“是”；害怕面对和抵抗。我们害怕自由，尽管我们不断呼唤、梦想着它（我们对自己说，没关系，自由应该留在无意识的地方，因为相比自由，被征服更为容易——自由需要承担责任与爱！）。我们憎恨恐怖主义和暴力，但如果没有它们，我们会不知所措。我们震惊于政治犯罪的残酷，但我们也暗示自己，如果直面自我与自身的邪恶而不是对付他人的愚昧，我们只会愈发不幸。我们担心生活中最重要的画面被粗心的剪辑笨拙地剪掉，最终以柔焦的方式展现我们的真面目。当我们感到恐惧时，我们将它隐藏在无畏的外衣下，通过徒劳地反复练习来“掩盖”所有这些恐惧。

流动性与民主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长期变化无常的情况形成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最尖锐困难的焦虑是担心自己跟不上时间的步伐，担心事情的瞬息万变——担心错过东西的保质期，担心被已有而无用的东西堆砌得拥挤不堪，也担心自己错过标志着方向转变的信号。这种流动的生活是一连串无尽的新的开始——正因如此，它的终点也将快速到来。

脱节、不连贯和异常都是常见现象。我们甚至可能无法脱离它们生存；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自身和社群意识的内在特征。除了突如其来的变化和新的刺激，我们扭曲的快乐观念再也无法被满足。我们无法再忍受那些经久不衰的事物。

这便是为什么流动性是塑造我们主体和社会的另一个决定因素，不论好坏。我们是流动的，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本质，许多迹象表明，“当下”是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我们溢出、扩散、泄漏、融化，从而发现生活主体中的裂缝，透过这些裂缝完好地逃离了不快与不适，逃离了极端的差异性。这种泄漏与逃离的过程与那些“坚实”主体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生物政治的术语来说，那些主体是令人满意的、“健康的”、无可争议的，不会威胁社会舞台的完美背景。那些主体不具备批判的能力，并且忽视我们普遍的局限性。但只有通过面对局限性，我们这些不那么“坚实”的主体才能面对社会的脆弱，面对失去至亲与价值观的现实。人们发现，在当代，那些坚实的主体已经在否定和分崩离析之中。

怎样应对我们之间所有的这些衰败？民主社会主义背后的关键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困境（但希望它不会因此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即，去建立那些使个体在生活中能充分认识到他们与他人和集体之互生依赖关系的机构（包括教育机构和政治思想模式）。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来说，建立民众参与的机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承认自身的自由是以这些机构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参与——包括那些为了维持社会所必需的护理工作——不应该是强迫的，而是由人们积极承诺来推动的。组织民主社会的首要任务便是通过教育我们去实现精神自由，从而激励我们做出贡献，并改变它目前的生命限期。这种履行还须包括能够有批判或拒绝先前建立的参与形式的机会。比如婚姻制度，如果它不允许离婚的合法性，它就不是自由的制度；那么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自由制度，也必须提供一种实际的可能性去拒绝参与某种特定形式的生活。否则，我们的参与将不是自由的，而是一种关乎物质的结果。

一起还是单独

似乎没有什么比在当下重新思考社群的概念更为必要的了。将社群视为共有财产的旧观念早已问题重重。我们所生活的流动现代性由不断变化的社会组成，其变化的速度远比人们想象的快，快得连临时构建的功能模式都来不及整合成习惯和规范。这些流动的当代社区就像流动的生活一样，既不能保持相同的形态，也不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几十年来，社会学意义上的社群在现实生活中无处可寻，‘社群’这个词从未像现在这样被不加区分地滥用。”2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极端的年代：1914-1991》（Vintage出版社，1996 年）。​ 他接着说道：“在一个一切都在流动、变化的世界里，人们或短暂或永久地寻找着他们所属的群体。身份在社群崩溃的时刻被创造出来。社群是一个家，而对多数人来说，社群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并不是他们所经历的现实。

那么，关于社群和个人层面产生的困惑是什么——陷阱是什么？一个独立的个体意味着不同于任何其他人。个体意味着“我就是我”。问题在于，正是那些“相同的人”和你无法与之不同的人，刺激着你变得与他们不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群、社会，你只是其中众多的成员之一，无论已知还是未知，透过他人还是自身，人们都希望你和你认识的每个人都能证明你们是独立的个体。在个人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个体；但矛盾的是，这其中，不仅个体间的差异被完全消除，而且每个人都异常的相似。人们必须遵循相同的生活策略，使用共享的、可辨识的标志来证明他们其实在以个人的身份行事。而人们口中的自主权只是照本宣科。

个体性属于“群众精神”，属于被群体强加的要求。成为个体意味着在众多个体中与他人保持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当个体性成为一种必备条件，成为每个人的负担时，唯一能做的也许是避免变成一个个体，这着实艰难。它是当下的戈耳狄俄斯之结（Gordian knot），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个逻辑悖论；也是项实践任务，其解答永远困扰着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沿着一条让我们能更深入探索自己内心的道路，仿佛这是在像闹市般拥挤和嘈杂的经验世界中的最佳庇护所。我们寻求在自我的内心徜徉，不受外界压力的污染和影响。

个体性是社会变革的最终产物。个体性的兴起标志着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地逐渐弱化，也标志着社群权力的丧失或对规范其成员的兴趣缺失。这种规范的空虚进而被社交空间的新秩序所充斥，而这种新秩序忽略了所有的人际关系，以及亲密、直接的微观世界。

责任和作为政治的神明（Daimonic）

秘密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即，神秘/神圣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想要培养一个新兴社会团体，尤其在阐明建立社群的条件时，或许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哲学家，包括马丁·哈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都警告道，借用神明/神圣（daimonic/divine）有着掠夺性的危险，它具备消除所有责任的效果（有时也是它的目的），从而导致责任本身意义的丧失，并让人们丧失对责任的意识。

我们人类倾向于归属神明与权威，倾向于“天命”，以此逃避责任。神明必须与责任相关联——这是一种本不存在的关系。神明首先被定义成不负责任，也可以说是责任的缺席。它意味着没有响应本该负责的指令：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对他人负责，这些呼声没有被听到。责任的起源与宗教历史或信仰无关。相反，它应该存在于以“我”为主体的谱系学中，“我”与自身的关系作为自由、独特和负责的范例要先于他人的存在——他者及其无止境的衍变，那些能够观看但不被看到的人，还有那些其无尽的善意赋予了被减化成死亡赞礼之体验的人。赞礼死亡：一个模棱两可的表达。

陷在历史性的困境里，我们自问，那些基于国家认同为基础来“解读”自身的社群，是否能将自己的历史视为一部被痛苦点亮的责任史。历史性是扼杀政治、消灭审美的观念吗？如果研究民族认同的历史学家不能把历史性与责任感联系起来，那么他对这段历史的全部讲述——比如典型的欧洲史，或者即便是人类史——只能揭示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历史知识被用来迷惑、阻隔、腻烦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根基，并且同样适用于所有的深渊。在我们历史、当下甚至未来的核心，都存在着类似的深渊——这条巨大的缝隙阻碍着对变革与解放的渴望，反对重新定义与历史有关的困境，也反对社会政治和道德责任。

结局是开放的作品

昨晚我梦到了现实。醒来真是一种解脱！
——斯坦尼斯瓦夫·雷姆（Stanisław Lem）

遗忘、拒绝、抹去和轻易地替换——这些都是崭新的生存范式，能让我们远离赤裸的生活。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将这种生活描述为一个由连续的、不间断的结局串联的故事。

我们在社会、文化、政治甚至艺术空间中赖以生存的模式如下：创造性地破坏、把不确定性称为价值观、不稳定性成了恐惧与动机。最现代的生存技能是接受自我的迷失，免疫昏厥并适应晕眩。显然，我们新的主体并不会助长无常的变化，它是由变化无常而产生的结果；它在持续的不稳定状态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替代性、集体性的主体，一具在痛苦中蠕动和哭泣的身体。在死亡的漩涡中，我们必须建立彼此信任的自治区来营造新的社群模式。

世界再度陷入战争。这不再是主权政治体（民族国家）之间传统意义上的冲突；而是超越国家形式的新主权——一个全球帝国已经改变了战争、政治、经济，甚至美学和暴力的形式和性质。战争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它与无尽展开着交流。

超越结局

正如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中所强调的，在面对压迫和对抗赤裸的生命的时代，没有什么比见证并纪录苦难的记忆更重要的了。

在我们所处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中，密集的行为和信息里产生着毫无意义的空白，变成隐藏在社会中的陷阱。这时，成为负责的见证者似乎更加重要。即使我们努力地更新“共有”（commons）、社群和团结的观念，我们仍会在这些空白中迷失自我。我们所处的社会被施加了“高尚”、隐形的羞辱与暴力，甚至专政（除了这些明显的版本）。目睹和揭露所有苦难并不意味着迈向怨恨和报复，而是建设性地对抗伍尔夫所说的“虚假的阴谋暴政”。我们生活在多个重叠的暴政（资本主义、生态、气候、民粹主义）的中心，有着可以预见的复杂局面和不可预见的决心，我们责无旁贷地成为作家、艺术家和创造者，不仅要去解决问题，更要成为复杂局面的缔造者。我们绝不允许其他人来创造我们的阴谋暴政。我们必须在暴君面前保持创造性、著作性与观念性的领先。

在当今世界产生变革的早期阶段，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在一篇中学论文中指出，日落时分，飞蛾会扑向人们屋内的灯光。当想象我们当代黑暗中的那束光可能是什么时，脑海中浮现出的是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个体和小团体，他们为无声者和更公正的社会发出了一些安静而重要的声音。事实上，夜明灯的吸引力总是随着外界的变暗而成倍地增长。